高宗后期，武后当政。她在政治上打破了唐立国以来的格局，启用寒士，注重实才。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经过唐初史学家和“初唐四杰”等人对雅正刚健风格的极力提倡，其反映社会生活的领域有所扩大，风格渐渐突破了轻绮而日趋多样，格律的讲求也更加精细完善，一种足以体现大唐气象的新诗歌风格渐渐形成。这其中陈子昂所主张的“风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陈子昂在调露年间开始登上文坛，要晚于“初唐四杰”许多，但在对六朝文风的批判和对“风骨”之于诗歌创作重要性的提倡方面，有着与之一致的立场。他在名篇《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写道：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观齐梁问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这段话中，陈子昂明确提出了他进行诗歌创作的总的纲领，那就是恢复汉魏“风骨”传统的思想。他明确反对齐粱诗歌浮糜的不正之风，并提出“兴寄”和“风骨”两条创作原则，“兴寄”就是比兴寄托，“风骨”就是诗歌昂扬向上、顿挫有力的风格。这些创作观念都为初唐诗歌摆脱浮艳糜丽的形式之风，重新获得诗歌的生命力，沿着健康道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陈子昂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来描述诗歌的总体审美观。他对创作诗篇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洗心饰视，发挥幽郁”，意思就是，洗去心中的世俗的思想，消除被蒙蔽了的虚幻景象，彻底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将心与物混合，如此表现诗人的情感，其实这也是陈子昂“兴寄说”的内在含义。
更难得的是，陈子昂在不仅在理论上对“风骨”精神进行了贯彻，在他的实际创作中，“风骨”精神也得到了确切的体现。特别是他的《感遇》38篇，汲取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传统，由兴寄而发挥沉郁，从而体现出“风骨”的特点。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他的《登幽州台歌》，原文如下：
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泣然流涕而歌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时人莫不知也。
这首诗歌表现了作者遗世独立的感伤情怀，整首诗回荡着一种睥睨一切的傲然之气，在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苍凉中形成了反差强烈的情感的跌宕起伏。向前看不到知人善用的君主，向后也望不见求贤若渴的君王，自己空有一身才华，却得不到任用。但是，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于是便产生了怀才不遇、怆然涕下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是无助的，表现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整首诗具有很强烈的情感起伏，能引起怀才不遇之士的强烈共鸣。由此可见，陈子昂对于诗歌中的“风骨”精神，是大力提倡的，他也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亲身实践了这层理论内涵。
“风骨说”经过陈子昂的大力提倡，经过陈子昂的贯彻之后，风及了整个唐代诗坛。他所标举的“风骨”是他进行诗歌创作的总的原则和纲领。“兴寄”与“风骨”在陈子昂的作品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仅在诗歌理论上丰富了“风骨”的美学内涵，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也贯彻了“风骨”的精神。而陈子昂标举的“建安风骨”，恰好弥补了六朝浮艳颓靡文风的遗憾，开了一股浩然之气。陈子昂创造性地洞见了诗歌的历史发展，郑重提出了诗歌的“风骨”问题，这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可以进一步扭转六朝以至唐初浮靡的文风。他所倡导的“风骨”、“兴寄”是唐诗的两个最重要的品质，由此要继续发展“汉魏风骨”，并以此革除当时普遍存在的作诗过于精雕细刻、没有真情实感的思想，这就为恢复和继承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形成了唐诗“风骨”发展的明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