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斗主题以批判性的价值倾向贯入19世纪俄罗斯文学。普希金的小说《射击》在一个法律与道德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下，为读者描绘出一幅人性“冲突”的图景：个体间的冲突、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抵牾。
按照法律文化而论，决斗作为一种复仇形态，本质上是社会初期的私力救济手段。所谓私力救济，是指“权利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身的实力，通过实施自卫行为或者自助行为来救济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权利”。决斗的私力救济功能在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贵族社会贯穿着肯定的价值倾向。贵族社会普遍认同决斗是维护个人价值与尊严最有效的手段。
这与俄国决斗文化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来说，俄国决斗史是俄国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冲突史。有关荣誉和人格尊严的思想随着中世纪骑士决斗风俗融入彼得堡文化而发展起来。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而专制君主却希望他们继续做国家的奴隶。被贵族有意识保留的决斗权成为脱离并限制专制君主权力蔓延的标志。纵观俄国决斗史，我们发现，俄国贵族逐渐走上一条从主权奴隶转变为寻求自由，并准备为自己的人格尊严付出生命的“骑士”的戏剧化道路。有学者认为，19世纪俄罗斯在文化思想上的复兴，恰恰蕴含着对18世纪国家主义观念的反抗。
不难发现，旧俄国贵族如同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秉持欧亚主义精神。欧亚文化的双向拉伸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极端、非理性的双重性格。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使大部分俄国贵族成为精神西欧人：对自己的国家无法产生文化归属感，却拥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力求改变社会落后现状却寻不到出路。在彷徨苦闷、心理失衡状态下，“当代英雄”们以肤浅无聊的小事聊以自慰，通过血腥、暴力的决斗发泄与排解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这在当时已成为贵族青年的“时代病”。
为遏制决斗风险增长势头，彼得大帝时期曾严禁决斗：违者只要开枪，无论是否造成死伤皆判死刑，家产一并充公。后续补充法令将绞刑惩罚延至参与决斗的副手和公证人。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扬言要把决斗者放逐西伯利亚，却也收效甚微。当时的人们把流放或贬职视为对决斗者的嘉奖，对勇气的变相认可，公众舆论完全倒向决斗者一方。俄国法律规定，对决斗造成死伤的处罚与普通刑事犯罪等同。19世纪初，决斗的半合法化为不良风气滋生提供土壤。欧洲“决斗热”几近消失时，俄国决斗量和残酷性反而激增，令当时的人们不禁担忧起“荣誉之战”是否已然演变为“合法谋杀”的问题。
普希金通过《射击》表现这种畸形法律文化背景下俄国贵族的复仇心态。决斗作为最体面也最残忍地解决分歧与争端的方式，大多是个人荣誉感、复仇情绪、舆论导向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法律文化角度来说，半合法化的决斗不是司法决斗，其动机不是法律诉讼而是个人恩怨，其目的不是判断是非而是捍卫个人荣誉。侮辱即构成“罪”，复仇则成为“罚”，决斗成为避免世仇的天然终点。
在“罪与罚”的叙事框架下，《射击》展现了高度反叛型的人物西尔维奥(Сильвио)的三场决斗。第一场决斗源于醉鬼军官在赌局中的挑衅。在大家认为挑衅者定会被打死时，西尔维奥却出乎意料地放弃决斗。情节突转折射出以叙述者“我”为代表的舆情态势，认为主人公对待决斗的态度是其精神品格的污点，令其在青年军官中荣誉受损。
第二场决斗在西尔维奥叙述视角下，展现他与新来军团的年轻军官之间的冲突。主人公因对方吊儿郎当的姿态选择中断决斗，保留放枪的权利。小说以主人公的内化视角来剖析决斗当事人西尔维奥的复仇心态：从决斗前“怀着不可理解的焦躁心情”，到决斗时“愤怒使我激动得太厉害……轮到我了。要他的命！”，再到中断决斗后“从此以后没有一天我不想报仇”。小说更着重描写主人公对决斗者的精神之“罚”。西尔维奥主动选择中断决斗，意图让年轻军官体会恐惧感与屈辱感——不成文的决斗规则允许他这样做。这种精神折磨比决斗中当场杀人更能刺痛他人。同样遭受精神之“罚”的还有主人公本人，他背着“懦夫”之名苦心积虑隐忍六年之久。
西尔维奥身上凝聚着沙俄时代贵族青年游戏生死荒诞虚无的思想，他们因无足轻重的小事受辱而选择决斗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但同其他决斗者不同的是，西尔维奥不以击倒对手为目标，而是选择在精神上彻底压垮对方，他是真正的精神复仇者。当下即刻的自卫行为因对手吊儿郎当的态度得不到疏解，西尔维奥无法平息的愤怒已然发酵，驱使着人的先天报复本能，最终催化出坚定的复仇意志，甚至让非理性的决斗具备了某种理智参与其中的、充满精密算计的可怕力量。
第三场决斗将小说情节推向高潮。西尔维奥终于找到合适的复仇时机，在已成为伯爵的军官的新婚蜜月如死神般突然出现，欲对宿敌行使放枪权利，却在看到对手惶恐胆怯的瞬间对其精神之罚进行赦免，转而探向“罪”的起源。在亲历两场决斗的叙述者的话语中，精神复仇者心满意足的形状被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