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中外的复仇文学，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对复仇行为几乎是一边倒的褒扬。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对复仇行为中伦理任务实现的看重。这样的做法，模糊或忽略了复仇过程中人性的挣扎、心灵冲突和矛盾叙事，专注于描绘复仇结果大快人心起到的传颂和感化作用。
与之相反，西方复仇文学更侧重表现个体与命运的永恒抗争，从微观叙事中选取对人性细微剖析和思考的部分，展示出相当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怜悯。比如，在《哈姆雷特》中，复仇行为不是道德伦理的载体，而是侧重哀歌时代浪潮下个体的悲剧性命运。与哈姆雷特不同，对于西尔维奥来说，最终救赎方式不可能是死亡，而是宗教伦理。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灵魂的宗教体系培育出了某些根深蒂固的特性，其中有一个便是为任何信仰而忍受痛苦与牺牲的能力。
对于西尔维奥这类自尊心高度膨胀的贵族青年来说，受辱后提出决斗，却因对手不珍视生命的行为而中止决斗即是痛苦。在当时的俄罗斯人意识里，排解痛苦的唯一方式是寻求宗教救赎。西尔维奥体现了东正教的受难意识。他在贫困小镇隐居六年，清苦过活，甘受肉体摧残。他的痛苦更多的在于精神折磨，为等待完美复仇时机备受煎熬，但受难终究不是目的。他在最后面对仇人之时意识到这场决斗已然分不出胜负，伯爵因为有了家庭而珍惜生命，若西尔维奥此时杀了他，不断祈求宽恕的，可怜的伯爵之妻将成为这场暴力事件的无辜受害者，西尔维奥也会失去一直以来生存的动力——复仇。
东正教教义强调无差别的普世之爱，这种爱的高尚之处在于宽恕、同情和慈悲，即使对面是你的仇人面对因为有了珍视的家庭而不复从前吊儿郎当的样子，变得恐惧于突如其来死亡威胁的伯爵，西尔维奥在等待射击的那一刻终于明白：射击权并不赋予他杀人的权利。他的复仇只是对无法出于荣誉法则为自己辩护的人的惨烈谋杀。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丈夫也意味着摧毁年轻无辜的妻子。于是西尔维奥放下了手枪，子弹对如今的他来说太沉了。
法律意味秩序，但宗教却代表信仰。伯爵从前的无礼行径和轻视生命的态度是他认定伯爵有罪的思想基础，传统俄罗斯精神中根深蒂固的东正教原罪观却使他最终认识到自己出于嫉妒的报复同样也是罪恶和反人道主义的。西尔维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已经历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但这终究是出于复仇目的的消极苦难，唯有真正的积极苦难才能使有罪的灵魂重归纯净。作为上帝和基督的虔诚信徒，他在善恶间做了选择。宗教伦理的驯化下，西尔维奥的救赎是必然之路。
西尔维奥救赎之路的第一步是停止复仇。在伯爵的回忆里，西尔维奥“回过头看一眼那副被我打穿的画，随手对他开一枪，掉头就走了”。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至多是一个经历多次反转的普通复仇故事。但在故事末尾，普希金寥寥数笔，以叙述者“我”之视角，交代了西尔维奥率领希腊独立运动战士的队伍在斯库良诺战役中牺牲的结局。他意识到“复仇不过是罪恶循环”这一精神的延伸，意识到走出精神困境意味必然走向牺牲的结果，为理想正义的解放战役的牺牲正是为了最终的灵魂救赎，这是西尔维奥救赎之路的第二步。
小说作者普希金自己也是决斗的常客，作品中关于决斗的描写或多或少取材自他自己的经历。普希金的行为受限于时代，决斗无可避免成为维护尊严的唯一途径。但他也同样意识到，在生命意义集体呈现荒诞感的时代，在“公平”、“正式”、属于优越上等人的、为了荣耀而战的光荣决斗场，所谓英雄气概是多么的脆弱肤浅，男性的骄傲自尊竟要靠对个人恩怨的斤斤计较和匹夫之勇来维系，不可不谓时代的悲哀。
因而在《射击》中，普希金将这种对双方都遭受精神苦刑的复仇方式的不满寄托在西尔维奥身上，令无意义的以暴制暴的悲哀在主人公身上得以终结。此外，这令革命事业牺牲的结尾带有悲壮意味。如若联系普希金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取向，不难得知，这暗指爆发于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虽然最终因阶级局限而失败，但这场革命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探索的摇篮，它所蕴含的价值也契合东正教哲学中救世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这对于时代变革时期的俄国贵族青年，则体现为关怀国家命运且不怕为之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