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在给定时间并不是那么急促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去了解我们工作所作用对象的基本情况，以及我们和这些作用对象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出手只会败多胜少。权益研究工作亦是如此，在我们对权益研究工作本身所需要认知的内容了解不清的情况下，总是急于在市场上一展身手，或者寄希望于单纯地从市场实践中来学习权益投资的真谛，这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对于权益研究的工作，我们应该将其放到社会生活的角度，当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来做。而对于社会科学命题的研究方法，从业界的实践和学界的理论来看，目前大概是有两种不同的理念和方法。
第一种方法遵循“实证主义”，在权益研究领域大致归结到“量的方法”，对应于目前业界的量化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自然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实证主义”为其滥觞，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剧烈冲击的证明，其代表人物是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涂尔干）。在对研究对象认知的上面，该研究范式认为对象都是客观的、独立的，研究的结果是可以演绎的，研究活动的结果与研究者个人的认知和主观想法无关，现实是可以完全被认知的（本体论）。具体到实践中，他们普遍认为研究的问题都是可以被数字化和量化的，或者说他们只专注于对可以量化和数字化的研究内容开展工作(陈向明，2000)；在认知论层面，其整体秉持客观主义的思维模式，即人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知识积累和主观认知不会对认知结果造成影响，认为社会科学的现象只是一种单纯“自然规律”的表现，特别崇尚以简化后的抽象数学模型来认知问题；在具体实践和方法论层面，则推崇量化的方法，关注历史的复现和对假设的实证。实证主义坚持存在“普遍法则”，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恒定性,如此关系具有可复制性(何雪松，2005).
对于金融行业，这种研究方法在技术分析流派兴起之时就已经开始产生。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市场行为包容消化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及历史会重演，无不体现着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当在业界流行的量化模型研究，都是这种研究范式的表现。
第二类方法则以“建构主义”为最基础，通过“质的研究”开展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该方法一般称为“质性研究”。这种反实证主义方法论非常强调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它反对实证主义力图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做法，强调对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个别人物和人别时期的认识，反对实证主义将本质上形形色色的现象归结为简单的要素和规律的倾向，而着眼于对综合的概括作要素的分析（周晓虹，2011）。
在金融研究领域，基本面研究应该是作为与之对应的一种研究方式，虽然目前许多的研究成果并未体现这一点。简单来说，该研究方法在强调认知世界的过程和结果是受到人的主观认识影响的同时，特别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认知理念，认为任何问题都是处于某一个受到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综合影响的具体环境之中的，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解释，而不是套用简单的模型进行演绎；此外，因不同研究者主观观念的不同（知识积累、认知水平、思维角度和深度的不同），研究结果对于相同现象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北大的著名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以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是标准的质性研究范式的产物。
从具体的实际实行状况来看，就如同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研究受到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的冲击一样，目前金融业界的基本面研究受到自然科学认识方法的影响较大，许多机构在进行基本面研究的过程中并未积极实践质的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其从业者整体的知识储备和认知水平还未能使得其自身认识到质的研究的重要性和本质所在。
从目前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学发展的近况来讲，学界的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广义的“量化研究”的范畴----设置若干假设，提供一个数学解释模型，然后从一些历史数据上去进行验证。退一步讲，它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局部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对于问题的随意简化使得其一方面在对问题本质和长期理解上，是不够详尽和精细的，这一结论我们将在后文的论述中得出；另一方面，在对相关的结果进行应用时，因为其较强的假设前提，相对而言是缺少具体的指导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