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体影响因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首先，研究工作的客体即被研究的问题，在权益研究领域乃至社会学领域，其本身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复杂。这种复杂性来源于权益研究的社会学本质，进一步来源于人类所生活的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实际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例如，某一资本品的价格上涨是受到国际关系、内部宏观经济政策、行业产业链变化、微观企业的运营甚至核心管理者的个人偏好等等因素的影响的。任何一个具体的金融学和社会科学问题，它和社会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处于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之中，这是其复杂性的来源。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了能够彻底地研究它，所需涉及领域绝对不能仅仅是问题本身所在那一个领域。试想我们要对一个经济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了解，势必是需要了解到关于问题的方方面面的信息的。这其中就不单单是经济学所谓的资源分配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诸如问题中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所处的组织结构，相互之间的利益勾连，他们所处于物质环境、文化环境，政治架构以及问题的历史沿革等等，这些内容不仅仅是经济学或者金融学的知识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这是一种的“全部归因法”，是一种以全面视角对问题进行审视的方法。
当下全世界知识学习体系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问题时有天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倾向。一叶蔽目，不见泰山。这种倾向可以说部分是由目前不厌详尽的学科分类造成的。单就社会科学来说，其中的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其实都是整个实际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面对的社会科学命题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将他们分门别类，固然是因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在面对具体的社会科学命题时也被这种学科分类的潜意识所影响，固守自己所在的一亩三分地，不能跳脱出来，从心理、历史、人文、利益阶层博弈、社会治理等等方面进行现实的、多方位的思考，那我们的认知就是浮于表面的，是没有接近所研究问题本质的，从而也就无从谈起对问题的研究并得出正确结论了。
现实社会中的事例证明，就算是某个具体领域里面的专业人士，也会无法认识这种复杂性而犯“知见障“的毛病。某知名大学的网红经济学教授，在一档网络综艺及目中声称，可以通过提高春节火车票价格的方法来杜绝黄牛现象。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这就是典型的拿着书本中的简单价格模型对具体的社会科学命题进行生搬硬套的行为。春节火车票是什么样的商品？它和一般的火车票承担的社会功能是否一样？另外，春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生活地位，以及因为这种社会生活地位造成的不能回家过春节带来的潜在社会不稳定、进城人员滞留城市过春节的困难性等等因素，都决定了春节火车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它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价值，我们考虑这一问题时需要从整个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去进行思考，牵涉到的也不仅仅是经济学一个学科的内容，他可能包括城市治理、交通运输，社会转移支付等等方面。经过上述具体问题的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为了杜绝黄牛而以巨大的社会利益为代价的方案是不会被施行的，从而这种所谓的建议也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一般的经济学教材并不会阐述上述这些现实的问题。它们在对现实问题进行着肆无忌惮的简化时，考虑的可能是初学者理解的简易性或者核心模型叙述的方便性，或者说，他们可能认为那些被砍掉的假设后面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但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优美假设成立的，这些问题往往是具体的、是现实主义的、是纷繁复杂的。它们牵涉到的领域也不仅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本身。我们如果固执地使用自己熟悉某一个领域的那种常用的一套随意简化的方法去看待问题，是得不出正确研究结果的。
另外，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从战争研究和权益研究的本质上讲，二者的区别其实不大，都是需要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研究问题并进行决策，粟裕的这段话也充分说明了客体影响因子的多样性和因此而产生的复杂性，这对我们的工作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二)客体主要影响因子的变化性
为什么要以全面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审视？问题固然是复杂的，我们抓住主要矛盾不就可以了么？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也有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像物理学研究那样，不需要一开始就把问题搞得那样复杂，只需要抓住主要的因子进行归因分析就可以了。比如说，研究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设摩擦力不存在，其研究结果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中依葫芦画瓢，把那些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忽略或者剔除掉，研究过程不就变得简易了么？显然，这是一个符合基本逻辑并且无可厚非的研究方法（量化的方法）。但是经济/金融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命题的特点就在于，固然所研究问题的影响因子很多，但更关键的是所研究问题的主要影响因子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个月影响某标的股价的主要因素可能可以归结到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和管理层结构的改革，这个月影响股价的主要因素可能变成了行业政策的变化。类比到物理学就是，昨天还不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摩擦力，如果今天空气密度突然变得很大，其影响力能变得和重力差不多大小了，很明显我们不能按照昨天的物理模型来指导今天的实践了。也就是说，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命题所在环境的变化是经常发生的，而非相对稳定，这就导致了所研究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性。
不仅在经济/金融学科内，在别的社会科学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哲学的体现。比如说战争指挥这种任务，就是一种随时空变化而变化，随具体情况变化而变化的社会科学命题的研究和实践。如前文《粟裕回忆录》中的“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而《孙子兵法》的最终结论是：“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到了近代，毛泽东将这个基本原理在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那就是著名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断。可以说这也暗合了学术界后期发展出来的对于“质性研究”研究范式的探讨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