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底层的定义一直是模糊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底层这个概念往往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和标记而存在着，它包括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穷人、打工仔、农民工等群体，有时甚至还扩大到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底层”一词是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这是个不需要思索的概念，处于最下层就是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是满足其中一个条件。” 虽然对于底层的定义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农民工属于底层，这却是各个学者都认可的事情。因而吉克阿优的诗歌是名副其实的底层写作，而且是具有非虚构元素的底层写作。而他的非虚构元素首先就体现在于对打工群体进行了聚焦，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在此之前诗人与底层的关系一直处于较为暧昧的状态。
一 诗人与“底层”
在古代文学中，诗人与底层的联系极其微弱。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诗经》中的国风被视为民间歌谣，但朱东润、扬之水以极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说明它不可能是出自庶民和奴隶之手。古代文学其他出现的悯农诗、农事诗、劝农诗也都出自不事农事的人之手，他们或将农作场面当作风景欣赏，或是怀着优越感同情怜悯劳作者的处境，却几乎没有人是以劳作者的身份书写劳动本身。而陶渊明，虽亲躬农事，却是在对农业生活作较为浪漫化书写来表达自己不合流俗的独立隐逸之志，可见他只是拿农事这一酒杯来装代表自己志向的酒水。
在近代文学“启蒙和救亡”的主题背景下，秉持感时忧国精神传统的近代诗人与底层也产生着松紧不一的联系。然而，底层生活的仍然没有被直面，书写者往往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底层人们的酸甜苦辣。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即是如此。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呈现一个小农家的傍晚生活，这个傍晚安静而美好，但是这样安静美好的体验也不是来自于小农家本身，而来自诗人。五四文学革命周作人率先开始倡导平民文学，主张表现普通人物的真挚情感。诗人们纷纷响应，和劳苦的人站在一起而代他们说话。但是也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他们只是理论上如此，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的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 茅盾对初期的白话诗的评价也类似：“多半是印象的，旁观的，同情的，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现与热烈的情绪；例如刘复的《学徒苦》，列举了学徒工作之繁重与待遇之不良，然而我们读了却不怎样感动。” 简单来说，诗人仍是旁观他人之痛，不够深入不够具体，不足以打动人。他们之所以不打动人的原因正是在于“启蒙和救亡”。这在无形中将书写者与被书写者放在了不同的地位等级上，书写者是自带光环的优越者和冷静的旁观者。当然，也有例外，如在现代诗歌史上将底层经验和诗歌想象融合在一起的诗人，按照朱自清和茅盾的观点，应该是臧克家和艾青。《烙印》和《大堰河》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用专属自己的笔调对底层作了恰如其分的书写。然而，随着抗战的爆发，底层人民化身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是建立在“典型意义”上概念化了的代表，而不是活生生的作为个体的底层。诗人往往将民族精神抽象放大，过于强调农民的淳朴善良。甚至部分是作者假代当事人，虚构底层的美好生活，却把汗水、泪水进行诗意化处理，表现出的是虚假的底层，这样的底层人物不可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直到像吉克阿优这样的打工诗人出现，身处底层的他们发出属于打工者的声音来书写真正的底层。他们自身就与底层是一体的，因而他们描述出的底层是那样的真切，用在场的真实感打动读者。他们的表达不受制于权力和利益的限制，是发自内心的纯然的精神需要。这遥遥呼应文学的起源，用文艺话语象征性地应对苦痛，同时又切入现实，为广大的同路人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