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世俗化在西欧音乐的传统中逐渐成为主要趋势，经典自此被集中、正式地建立在一部正在发展的音乐史上。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前没有经典大师与经典作品，只有古老的音乐与受尊敬的作品。大家争相所模仿却不构成传承。原因之一则是：许多作品出于个人目的，如庆祝某个事件等等。新作品往往比传统古老作品更有“荣誉感”。在中世纪，属于教堂的音乐缺少“社会功能”，音乐的功能是服务于宗教而非大众，音乐的生命力之一来自于社会活动，如教堂中信徒们吟诵赞美诗。而18世纪后期，新出现是资产阶级开始对其喜爱的艺术形式进行新的定义，与一种独立于宗教和宫廷生活的方式将其音乐生活制度化。它在英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城市建立其主要仪式——公开音乐会，并开始形成一个古典音乐的保留曲目传统，以表示对伟大作品的崇拜，这种崇拜至今仍伴随着我们。此外，这一经典形成过程还得益于期刊和出版社等机构，通过引导审美趋势。经典作品的讨论被放置于18世纪中后期的原因之一是：1690—1730年间，各机构（主要是教堂）以演奏的旧音乐的及剧目为主，而那时的音乐及政治都被强烈创新意识所覆盖，在亨德尔及1776年建立的古代音乐协会支持下，每季演出保留剧（曲）目，而其主要目的则是以改革音乐生活为主要任务。
与斯塔米茨、海顿同时代的英国史学家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 1726—1814）在其撰写的《音乐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music, 1789)对18世纪欧洲音乐图景作详细描述：“该时期还有无数其他的音乐手册和论文，作者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和严厉对待对方的观点，这也许使德国北部的音乐人民变得更加睿智和具有批判性，而不是愉悦。近年来，不同音乐流派和流派的乐评人的月刊和年刊都在以伟大的精神进行着。它很难与德国目前的宗教安宁和人类理性的进步相调和。天主教徒似乎同样不愿意听新教徒的音乐。因此，巴赫、格朗斯和本达的作品在维也纳是很少为人所知的；在柏林或汉堡，瓦根塞尔（Georg Christoph Wagenseil, 1715—1777）、霍夫曼（Emst Theodor Wilhelm Hofmann, 1776—1722）、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 1714—1787）、海顿(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凡哈尔(Johann Baptist Vanhal, 1739—1813),和普莱耶尔(Ignace Joseph Pleyel, 1757—1831)的表演，不仅比维也纳或慕尼黑少，而且比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英国少得多。”伯尼提及海顿则谈道：“罗塞蒂（Antonio Rosetti）、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和普莱耶尔同他们一样受到公众的青睐；事实上，最近出现了一种对音乐狂热的趋势，公众减少了对小提琴的关注，将目光投向海顿。普莱耶尔也开始模仿海顿，频繁使用半音、渐慢、休止等等。”对比对二者的描述及评论可以发现，该时期音乐发展兴盛，在理论与表演分别产生诸多成果并互相影响，而擅用巧思的海顿仍可在众多优秀作曲家中突显出来。音乐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在此成为后世学者观察当时音乐发展状况的视窗。我们可以看到海顿突出重围是音乐史发展的必然却又使音乐家们诧然。音乐家们仿佛为了超越自身与音乐表演精彩的极限而争相创作新作品，而音乐界又永远在等待着一个真正的大师带着真正过耳难忘的作品出现，这个时候海顿来了。
对作品与作曲家的评论、记录往往带有个人主观意味。海顿与斯塔米茨的作品被提及的背后不免有理论家及史学家的主观立场，这种立场的后果之一是影响后世对作曲家地位全新、客观评估，以及作品的经典性考量。埃格布雷特在《西方音乐》中将历史对象分为“对象的历史”和“出现在作者立场里的历史”。前者就是历史中客观的人和物，事件和地点等等，后者即是编纂历史的人所认识的历史，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后者。作者说到：“历史材料自身没有意义，只对谈到它的人，对我有意义”。往往对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后者。我们今天所形成有关海顿及斯塔米茨的印象，是历史著作及音乐评论的描述所塑造的人物。“对象的历史”塑造事件及流变，“出现在作者立场里的历史”构建读者对其的印象。听众们刚刚走出巴洛克音乐，还在适应前古典音乐的乐思与新形式。无论音乐评论界还在适应新出现的音乐风格与听觉。历史似乎对斯塔米茨有失公允，但是想要真正跳出历史评价的局限是相当艰难的，进步的音乐史观下，斯塔米茨或许在静待后世音乐家对其承扬。在交响乐这一体裁下我们永远不会绕过这位作曲家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