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发明电影以来，拍摄影像的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女性在电影行业中的处境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变，无论是在大银幕前或是在摄像机后，女性都因代表性不足而被系统地隐藏起来，女性电影人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1960年，女性主义运动二次爆发，随着第一波女性主义[2]对选举权的关注而扩大,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提出了关于代表性和性别角色的问题。这使得女性电影制作人拥有更多话语权，英国女性电影制作人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的写作和电影制作标志着女性主义电影制作和理论的蓬勃发展。
70年代初，国际上诞生了大量致力于女性的电影期刊，如女性主义杂志《女性与电影》（Woman and film) 的第一期于1972年出版，同年在《电影图书馆季刊》（Film Library Quarterly）和《合一》（Take One）中也对这一专题进行刊登。次年夏天，在英国及多伦多举都行了女性电影节，纽约音乐节上同样展出了一些女性电影作品，其中包括玛雅·德伦（Maya Deren)、玛丽·门肯（Maria Menken)、贡沃·纳尔逊（Gunvor Nelson）和齐克·斯特兰德（Chick Strand）等人的电影，但在十五个作品中，却只有一个被标记为“前卫（实验）电影”。在1970的初期至中期，纪录片成为表达女性意识形态的主要电影手段。
相比与女性主义纪录片，实验类影片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卡普兰指出：“受实验电影吸引的女性常常探索个人经验、感受、 情感、思想的表达渠道”，而不是关注社会环境中的女性生活。”

1972年，爱丁堡电影节的“女性事件”对女性电影研究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克莱尔·约翰斯顿（Claire Johnston）和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两位女性电影制作人的文章和作品引领了女性主义电影制作及电影理论的蓬勃发展。克莱尔·约翰斯顿（Claire Johnston）撰写了关于主流电影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开创性论文章《反电影的女性电影》（Women’s Cinema As Counter Cinema），在文章中她指出女性主义电影可能是反电影，并且在制作和内容上是好莱坞电影的另一种语言。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在电影理论杂志《银幕》（screen）上发表了文章《视觉愉悦与叙事电影》（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基于心理分析的电影理论，她揭露了男性观众对女性形象的偷窥和拜物教[8]反应。她认为主流电影院是为男性目光而建设的，以迎合男性的幻想和乐趣。“男性凝视”概念在此后成为女性主义电影的主要讨论点辩论。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在文章中评论精神分析的“美”，因其使女性在精神中心秩序下经历挫折，通过佛洛依德的心里分析理论将好莱坞中女性的形象与电影业精神错位联系起来。侧重揭露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传统叙事电影（故事片）中建构父权性别观念的机制。


“理论上有两种方法可以促进女性主义电影的制作与独立。 “解构法”关注它本身对主流电影业准则的分析和解码，以在观众与主导电影间创造出一种不同的关系。第二种方法—女性主义反主流文化—表现为女性的剧本写作，以探究特殊的女性电影语言。”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普遍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并着重研究女性角色在电影叙事或类型中的作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作为一个探究领域，在研究女性观众和女性的地位方面更具社会学意义的方法。目的是将电影理解为一种文化实践，批判性地讨论电影中女性的标志和形象，讨论电影中允许女性主体性和女性欲望的表现的可能性。

萨利·波特（Sally Potter）是这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其作品《惊悚》（Thriller，1979)，批判性改写歌剧《波西米亚人》（La Bohéme，1896）中的性别政治，以女性主义分析理论为基础，为主角咪咪（MiMi）提供声音，使其表达个人观点，并通过实验性的视觉技巧，构建其表现形式。此片在大众电影摄影媒体中获得广泛好评，并在独立电影节（柏林，佛罗伦萨，爱丁堡）获奖，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电影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