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既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又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一）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历史演进
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并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理论空想，它的形成不仅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及我国历代领导人扶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得益于他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后的总结与思考，是历经漫长岁月、不断提炼而产生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1.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和我国历代领导人的扶贫思想都对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对这三大思想理论也都有所继承和发展。
（1）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的积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产生贫困的最根本原因，而人口、生产力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矛盾则是间接的原因。因而，马克思提出消除贫困的方法在于让“剥夺者被剥夺”，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分析了产生贫困的原因和解决贫困的路径，不仅已经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小觑的积极影响，这也为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参考和依据。
（2）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马克思认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表明了人与自然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也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人类要尊重客观规律，不可违背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是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尊重客观规律，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类学会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使之成为形成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3）我国历代领导人的扶贫思想。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也是对我国历届领导人扶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扶贫思想，都是根据中国国情，探索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存在于农村，指出想要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扶贫思想的精髓在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认为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必须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江泽民认为扶贫的重点在于以国家发展为大局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创新发展，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扶贫，提高全社会不同群体参与扶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尽快实现脱贫的有效方法；胡锦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提出扶贫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生态文明、社会进步的关系，加快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习近平的生态扶贫思想正是在借鉴前人扶贫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发展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考察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地方，随着对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人文风情等的深入了解，期间开展的重要会议和发表的重要讲话，都是对其生态扶贫思想的阐释、升华，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198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考察闽东经济发展时，就曾一再地强调过，要发挥林业的生态优势，保护环境、节约水资源、调节气候、进行水土保持，还要以当地的林业为依托发展地方的农业、工业、乡镇企业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闽东现有的生态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也就相当于保护生产力。可见，在当时习近平已经突出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和摆脱贫困相结合的重要性，是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萌芽。
2013 年 11 月，当习近平访问湖南湘西时，他强调，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和发展应该要与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相结合。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时，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015年1月，习近平在听取云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在保护生态环境时，要计算生态环境保护的大帐户和长期帐户，计算总账，计算综合账，不应因小失大，互相照顾，超越收入，渴望迅速成功，立竿见影”。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贵州时提出希望贵州能够守住生态和发展的两条底线。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党中央关于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提出生态扶贫这一思想。至此，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正式提出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