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18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理技术——生命政治，它将人的生物属性作为治理对象，在人口的层面上掌控种群生命的安全。这种治理技术又被称作人口的“安全配置”，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的主要特征。风险——作为威胁人口总体安全的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在生命政治的框架下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视野。生命政治的出现使国家成为人口总体安全的照护者，但国家并不在意具体个人的安全，个体仍需为自身面临的具体风险负责。在生命政治的框架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风险治理出现了人口与个体之间的“责任断层”：国家以“安全”为名义承担起人口层面上抽象的风险治理责任，同时以“自由”为名义将具体的风险管控留给个体，二者相互独立，互不干涉。
 
从进步意义上看，生命政治的出现改变了风险治理的主体结构。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风险——作为安全的对立面——是一个宗教的或私人的事务，家庭、行会、教会等各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自发秩序是来自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内部各种风险的主要治理主体。18世纪后期在生命政治的框架中，国家的加入改变了风险治理分散化和私人化的状况，通过维护社会公正的法律-司法体系、公共卫生制度、贫困救济制度等公共设施，风险治理上升为民族国家层面的事务。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机制和责任结构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成为始终在场的积极行动者，并且，国家行动的规模和效果是前所未有的，极大的提升了人口的安全水平。国家替代自发秩序构成了我们当前社会的安全基石。在18世纪至今生命政治的不断深化中，这种责任随着工人运动、民主政治、社会公正理念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加重，建立起福利国家这种广泛而彻底的风险共同体制度，而将整个人口笼罩在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风险共担网络之中。
 
不过，生命政治的风险治理是抽象的和极为有限的。从治理发生的层面来看，生命政治是一种作用全体而非个体的治理技术。生命政治诞生前，统治者致力于对日常生活实施巨细靡遗的控制，通过司法-法律秩序的常态化应用，对生活和经济过程进行细节管理；通过知识-权力的规范（norm）生产实现个体无时不刻的“自我监视”与自我纠偏。这种治理以对麻风和鼠疫的治理为模板，国家将具体的风险来源予以排除或隔离。而生命政治基本抛弃了这两种方式，通过对人口整体的“安全配置”来实现对风险的整体管控。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不去关心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安全，而是在人口层面上计算危险发生的概率和受到威胁的程度，从而确定是否需要干预以及干预到什么程度。对于个体，“安全配置”的态度是“放任”。“从个人角度来看，一些偶然的、难以预测的现象在集体的层面上却表现出一些容易或者说至少可能建立的常数。”“权力无法处理个人的疾病，但是应该而且可以处理流行病的发病率；权力同样也无法应对个体的出生和死亡，但是应该而且可以调节出生率和死亡率。”风险从威胁个人安全的不确定性，变成了人口层面的统计数据，具体的个人被还原为无人格、同质化的“1”，国家只负责将风险控制在不至于威胁到民族生存的水平上，个人仍需为自身生命历程中的具体风险负责。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安全和风险从来都是具体的，无论是犯罪、传染病、经济危机、环境污染都是作用在个体生命和生计中的具体事件，而国家所关注的人口层面上的风险，仅仅是无数个体遭遇在宏观层面上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