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层面上治理风险的技术运用由斯密的守夜人式国家提供了很好的模板。在社会和市场的自发秩序中，依靠人的理性行动使风险得到分散化的管理。例如契约就是一种最简单的风险共担机制，教会、行会、家庭则构成不同规模，因而也代表了不同能力的风险治理机制。从国家的角度看，只有当社会自发秩序无法解决，从而危及整个民族时，风险才进入国家责任的领域，例如犯罪、外国入侵、传染病等。因此，在古典自由主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是做社会和市场自发风险调节机制的最后手段，包括司法、武力、公共设施的提供。
 
但是正如现代自由主义者的批评，这种政府无法解决众多由“市场失灵”造成的风险，例如失业和重大疾病，这些风险妨碍了劳动力的释放和再生产，进而阻碍了资本积累。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人口安全配置的理解从基本的生命安全扩展到“积极自由”的领域，个人被认为应当获得与社会进步相称的基本生活质量与发展机会。在这种背景下，“贫困、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进入了国家风险治理的范畴，为此国家应该与个人一道建立社会安全网络，由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并负责确保服务的供给和运行。同时，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也产生了推动作用，而后者的起因正是古典自由主义政府在实现生命政治的目标——在人口层面上保护安全和秩序——这件事上遭遇了失败。例如，俾斯麦在越来越“危险”的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创建了欧洲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贝弗里奇爵士宣扬全面的福利体系能够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工人的健康条件和收入水平，让他们有更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英国工业服务。在现代自由主义的推广和深化下，国家通过越来越绵密深入的社会政策将很多在过去由个体所承担的风险社会化了。虽然这种社会保障网络主要是作为一种人口层面的风险控制机制而创设的，与计划经济中的组织完全吸纳个体的情况有本质区别，但它的确使个体所面对的具体风险有了可依靠的力量，例如，在失业保险制度下，国家不再仅仅是在人口层面上对“失业率”实施控制，而且对具体个人的失业遭遇提供了帮助，福利主义的兴起使国家通过建立庞大的风险共担网络而对个体提供了更有效、更直接的安全保障。
 
不过，福利主义在将风险责任由个体向社会和国家的结构性转移中并没有消除风险，其潜在的危险是，在个体化责任结构情况下被分散消解的风险由于集中化的趋势而可能变得更难以处理，因为在责任体量变得庞大的同时，处理风险的手段却变得笨重。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财政收入的降低迫使资产阶级统治者重新提出了重农主义者曾经提出的问题——“治理是否过度了”。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国家已经无力承担安全责任扩大和接触具体个体而带来的负担。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再将个人的失败、贫穷、边缘化、受排斥视作政府的责任，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负责，这被认为是他们自身对市场秩序适应能力的结果。因此新自由主义与福利主义者都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转移倾向，只是方向截然相反。在7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中，我们可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风险治理的实践中辨认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范式。这种范式认为，福利主义的安全策略是南辕北辙的：国家应当致力于推进经济增长，而不是直接对个人实施保护，因为只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个人才能够建立起足够的私有财产来应对自身的风险。这是一种全新的风险治理思想，它认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安全策略，如果安全受到了挑战，只是因为还不够自由。这种范式主要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政策实现：风险私有化、风险商品化、风险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突出个人和企业责任在公共风险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