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所谓“文心”，即“为文之用心”，亦即作者如何用心做文章，聚焦在“心”，全书是以“心本位”作为本体论依据。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心”是贯穿始终的，“文辞尽情，以心为本”，“心”与人的思想情感息息相关。“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文章（作品）应该寄托自己的心意。人的心如果要产生情感，必须动心。那么何以动心呢？外物的刺激即是动心的起点。物是创作者审美创作的本源，创作者从观物开始，有感生情，继而产生创作的审美情趣。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提到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力一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文心雕龙》里的“心”是“慧心”，“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物色”与“慧心”是一种双向辩证关系。
由“物感”到“感物”的转变，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物的感召，人作为主体可以对物进行感知和感觉，人与物是相互关联，前提是人天生具有的感觉和情感，所以人才能“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此时的外物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客观属性的“物”，而是经过人的感觉和情感附着后主观化了的“物”。同时，在《文心雕龙》中，“物”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界，甚至还宽泛地包括现实生活中人生存的具体环境，人生境况与社会矛盾等。
在《诗学》中，亚氏界定了艺术的本质是“摹仿”，摹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摹仿的方式则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媒介则是语言。亚氏的“摹仿说”突破了柏拉图的“理式”，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摹仿把现实世界看作蓝本，并且这种摹仿应该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进行摹仿，即摹仿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亚氏的摹仿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实则是一种创造，通过摹仿人物“行动”的感性形式实则来呈现事物背后的规律与真理。
在亚氏的《诗学》中提到，“摹仿”来源于人类的天性，人从孩提时起就有摹仿的本能，并且人能够从摹仿中获取快感，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一是“摹仿”实际上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的过程，人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着探索和求知的欲望和本能，人可以通过摹仿进行探索与学习，人的天性中最高贵的品质是理性，理性为人类孜孜不倦地探索与求知提供了可能性，而借用的手段就是“摹仿”。
二是人的“摹仿”是一种本能，并且这种本能能给人带来快感，何为本能？本能是本身固有的、不学就会的能力，谓之天性、本性，下意识的举动或者反应。人的“摹仿”顺应了人的天性与本性，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快感是人们愿望实现的征兆，人们正是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肯定自身，肯定理性。”
在《诗学》和《文心雕龙》中，亚氏和刘勰都注意到了外物的重要作用，但西方艺术摹仿自然，要求严格地描绘现实世界，总体来说是一种写实风格。而东方与西方不同，注重对主观情感的表达，只需形似。“感物”是有“感”才能有所动，动则生情，是主观情感的外化借助于艺术的手段与形式；“摹仿”是客观地再现自然，而“感物”则不求再现，形似则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