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36]。尽管朝代在更叠，思想在跌荡，但是在历史大趋中，建国前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公民教育目标还是始终充满着忠君、爱国、亲民、统一、久安、成贤等核心要素。其建构特点：
1.政治性
忠君、爱国、亲民、统一久安，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朝代都始终提倡和践行的最高民众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天命”“尊皇权”既有被长期批判的愚忠思想之外，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要求，如，司马光认为，君臣名分为大。二如，赵襄子指出，危难之时，因“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所以，论功“高共为上”(《史记·赵世家》);“成圣贤”“作君子”愚民思想之外，也不乏培养优秀公民的政治要求;即便是像焚书坑儒这类历史事件也是值得商榷，这是因为“焚诗书，坑术士”与“焚书坑儒”不尽相同。一是术士与儒生虽然都是读书人，但术士不等于儒生，二者的“三观”差异很大。因此，“焚诗书”也不是“焚儒书”，而是“非秦记”“非博士官所职”(《史记·秦始皇本纪》)，也不可能出现后世所说的“六艺从此缺”的局面;“坑术士”虽然包括了一些离经叛道、以古非今的所谓“儒生”，但更多的是侯生、卢生之类的炼丹以求长生不死的方术之士。对这类儒生，《史记》多处记载了刘邦对他们的反感。如，“未暇见儒人”“沛公不好儒”，通报时不可以说是儒生，并说“安事《诗》《书》”，还将不合时宜、不知权变的书呆子骂为“竖儒”，但当陆贾讲过各国存亡之因，并“每奏一篇”时，刘邦无不称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可见，真儒与酸儒的巨大观感。二是因秦亡及读书人推罪秦始皇而升级为“焚儒书，坑儒士”。如，《史记·卷121·儒林列传》明确记载是“焚诗书，坑术士”，到西汉时，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才首次将“焚诗书，坑术士”概括为“焚书坑儒”，及刘向在《〈战国策〉序》中首次将“坑术士”写成“坑杀儒士”。三是教育内容的巨大差异。秦始皇推崇以吏为师来教化民众，而非以儒为师来教化民众，当“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与秦一统天下后将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作为执政者的头等大事相冲突时，秦始皇自然是“皆重法绳之”。这可以说也是当时统一民众思想的一种方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当然，其中，也不免鱼龙混杂、诗书与儒书不分、术士与儒生相混后偏激之处。因此，毛泽东认为郭沫若的“‘十批’”不是好文章”，并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所以，从统一民众思想、加强政治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性上说，特别是基于当时的环境而言，政治平稳的要求肯定大于一切，这也是所有朝代和各个国家政治教育的诉求。
2.内修性
公民教育要实现内修性与内化性，前提是要超越“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约束，进入“人文性道德”的新境界。强调通过“‘人文教化’与历史传承”，达到自觉和自愿追求道德的目的。不仅超越了某个王朝和君主，强化了对国家的热爱，使君主轻社稷重的思想得以认同，而且形成了完整的内修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外塑型向内修型的转变，从而使《五经》《四书》等经典思想注入了古人的心中，并成为了实践的准绳。
3.逻辑性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并称为“四书”，每“书”都内容丰富、逻辑极强。以《大学》及《大学章句》为例，之所以在宋元以后能够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以及现在台湾仍将其列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纲、部分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与博士生必修课，以及列为国学经典，与其哲理、逻辑极大。如，大学的宗旨，一是明德;二是亲民;三是至善;四是知定;五是定静;六是静安;七是安虑;八是虑得;以及“本末”“终始”，就充满了哲理。再如，天下、封国、齐家与其身的关系;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知至的关系;知至、意诚、心正、修身、齐家、国治、天下平的关系;等等。都极富哲学性和逻辑性，所以，具有极强的思想政治教育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