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的提出者是谁、发明权归谁是学界持续时间最长、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争论时期包括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代表性的主要争论者有吴泰昌、刘保端、刘为钦。钱谷融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
最早从学术角度关注“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是吴泰昌先生，他在1962年7月18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辨》一文，他在文中首次提出“文学是人学”提出者是谁、发明权在谁的质疑，他在文中质疑文学是“人学”的提出者并不是高尔基，认为“文学是‘人学’，把文学叫作‘人学’均非高尔基的原话，而是引用者的转述。”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它是第一篇从学术意义上对该命题提出质疑的文章，提出了之后极为重要的“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发明权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引号没有打在文学是人学的上面，而是打在了“人学”二字上，这是符合钱谷融先生写作的初衷的，可见吴泰昌先生阅读的极有可能是钱谷融先生论文的最初版本，是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在和钱谷融先生提出商榷的。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重新发表，使“文学是人学”理论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文艺界这时候主要是接着1960年代遗留的问题，即“文学是人学”的发明权再度展开讨论。著名的文章有刘保端发表在《新文学论丛》上的《高尔基如是说——“文学即人学”考》，作者专门考证了高尔基既没有说过“文学即人学”这句话，也没有提及过类似的说法。钱谷融先生在该刊1981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三点说明》予以回应：“我只知道高尔基有过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见，最初是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来的。”钱谷融先生既为自己辩白又充分肯定了刘保端的意见：“高尔基可能的确从来没有明白地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同年，钱谷融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吗？》的文章与刘保端深入探讨，随后，刘保端在1982年第3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关于“文学是人学”问题》，钱刘之争至此告一段落。总的来看，到1980年代，对该命题学理上的探讨已经充分展开并得到钱谷融先生的回应，因此，刘保端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发明权的质疑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2010年，刘为钦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可以说是对该命题提出质疑的集大成者，钱谷融先生曾在200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泰纳在英文版的《英国文学史》一书的序言里讲过“literature，it is study of man”，因此他改称：“‘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发明权，不应该属于高尔基，而应该属于泰纳。”刘为钦在翻阅过泰纳所有现存版本的《英国文学史》后，指出泰纳并未说过诸如“文学是人学”这一类文字，故而“文学是人学”的发明权也不归泰纳所有，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朱立元、刘锋杰、杜梁等众多学者纷纷发文予以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