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17世纪初，也就是日本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至江户时代。此时正是各地有实力的大名相互争斗，扩张领地、加强对民众的统治的阶段。其中最有实力的大名一统天下。该统一大业由织田信长开启，经丰臣秀吉完成，最终以德川家康组织整顿全日本。信长、秀吉和家康自不必说，还有不少新兴大名都是都是乘战国时期民众们下克上[ 下克上（或作下剋上）在日本历史中，是指低位阶的人通过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取代原本的统治者。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镰仓时代。在战国时代，朝廷权力被武家夺取，天皇并无实权，开创了以幕府将军为主的武人统治。]的风潮，利用其实力获得统治地位。这些人深知民众力量的强大和可怕，一上位便想方设法对百姓施以压迫和管理。1588年，丰臣秀吉发布刀狩令[ 刀狩令指的是日本历史上没收武士以外的僧侣和平民所拥有武器的政策。该政策最早是在镰仓时代实施，而最为有名的刀狩令则是丰臣政权于1588年（天正16年）所实施的刀狩令。]，解除武装，以推进全国的兵农分离政策。一般的农民被禁止带刀。没收这些农村武装的目的在于解除农村武装。接着实施名为检地的土地调查，调查每块土地的面积，决定该土地可收取的米量及耕作者，强制缴纳年税,以此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保证年贡。由于武士阶级作为家臣团或常被兵力聚集在城下，出于都市消费生活需要，于都市生产、运输物资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变得重要起来，并开始将聚集在都市的农村的商人、职人称为市民。德川幕府通过制定《武家诸法度》等法令与政策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8]13-15如此民众被划分为农民和市民，进一步确定各自的身份。将工和商置于农之下，实则是出于拉拢、驯服农民的暮藩权力统治意图，给农民些许优越感并以此来缓和起不满。
在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下，制定贱民身份。近世的贱民身份是作为幕藩政治权利的官方制度被制定的。17世纪初期，逐渐在各地的城下町和农村推进贱民身份固定化。17世纪中叶前后，在法律上作为公开事项确立下来。在17世纪后半期的宽文.延宝时，检地账[ 又称“水账”，太阁检地之时以村为单位的检地登记册。详细记录每块土地的等级、面积、标准收获量、耕作者，此外对石高、农民、房屋占山、山林、沼泽等也一一记录。以此掌控土地和农民。]、栋别账及宗门账等明确区分百姓和贱民身份，登记在别册，例如，元禄六年（1693），大垣藩就有要求部落别册记录宗门账的规定；元禄十二年（1696），宇和岛藩也规定“秽多”的宗门账必须另册记录。通过这些手段，让受剥削的农工商等阶层获得了心理上的抚慰，缓和了反抗情绪，有力瓦解了被统治阶级的力量，维护了上层的统治。同时将遭受各种贱民对待的人们整合到“秽多”和“非人”两种贱民阶级中。例如，将从事剥皮、皮匠、竹匠等手工业制造、买卖的人，从事行刑、清扫、土木等杂物性劳动的人大体上被编入“秽多”身份。将“唱闻师”“钵叩”“役者”等江湖艺人，以及从事占卜咒术、云游、行乞类的人被编入“非人”身份。有的藩情况则要复杂些，例如，长州藩的贱民分为宫藩、茶筅、秽多、茶屋四个阶层。加贺藩分为藤内、秽多、非人、物吉四种。松山藩从上至下分为山藩、非人、秽多、乞食、产所筋。也有藩讲“非人”集团置于“秽多”之上，但是大部分的藩都是“秽多”和“非人”两大体系，且“秽多”身份地位在“非人”之上的情况占绝大部分。
一旦成为“秽多”，则其后代被严禁从这个身份中脱身。而非人的话，虽然十分困难，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例如身边有身份交换的人，或是认真劳作、生活安定的情况下，可以获准脱身非人回到农工商身份。在这一点上非人的身份限制还是宽松的。可在社会身份的高低上，原则上“秽多”高于非人。于是“秽多”歧视非人，而非人认为自己一旦得以脱身，可身居上位故而歧视着“秽多”。就这样“秽多”和非人之间产生了对立的感情，同是最底层的贱民的“秽多”和非人相互歧视彼此。这正是幕藩政策的巧妙又残酷的分裂政策。
农轻视工，工轻视商，商轻视“秽多”，“秽多”轻视非人，非人轻视“秽多”……这样最底层的歧视公开循环，总结起来就是，幕藩统治者只要严控农民的身份，之后便会自动地加重向下的歧视，民众统治变成着实进展顺利。人类就是有这样的弱点，总是要看着不如自己的才能活下去，而这一倾向有越往下越严重的倾向。这一心理弱点被巧妙运用在政治上。故可以睹见，被歧视部落是出于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统治需要“人为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