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确定了《新序》“小说”的性质特征，也明确汉代“小说”既有故事性和议论性相结合的形式特点，指向“治身理家”的社会功能。因为，《新序》收录的故事都是刘向从先秦典籍中借鉴的，因此他需要对这些故事进行一个“小说化”的处理，使之更好服务于当时的需要。刘向对先秦故事的“小说化”改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小说化”之一：在故事叙事之后加上点评以晓义理
出于建言目的（尹玉珊在《〈新序〉〈说苑〉与〈汉志〉“小说家”辨疑》一文中解释说：“所谓建言，指的是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这三部著作的编撰都带有他本人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即作为帝王师，有责任和义务教育提升帝王、妃嫔修养，三部著作都可视作他的谏书。”），刘向在故事叙事之后，往往会加上点评以晓义理，这些点评有的是刘向自己的评论，有的则是引用经典与圣人的言语。如齐桓公不听管仲劝告而与江、黄小国结盟的故事，同时见于《春秋榖梁传》和《新序》，两处材料比较，《新序》对文字也有明显的改造。
夏，楚人灭黄。贯之盟，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春秋榖梁传·僖公十二年》）
齐桓公时，江国、黄国，小国也，在江淮之间，近楚。楚，大国也，数侵伐，欲灭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齐桓公方存亡继绝，救危扶倾，尊周室，攘夷狄，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江人、黄人慕桓公之义，来会，盟于贯泽。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无以宗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闵之。是后桓公信坏德衰，诸侯不附，遂陵迟，不能复兴。夫仁智之谋，即事有渐，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质，桓公受之，过也，管仲可谓善谋矣。《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新序·善谋》）
相比《榖梁传》，《新序》的叙述更为详细也更有故事性。《榖梁传》以插叙的方式，简单交代了当初桓公不听管仲劝告一事。而《新序》则以顺叙手法，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使人清楚地明白管仲不同意桓公与江、黄小国结盟的原因，体现出管仲的善谋。但刘向又不仅仅限于故事的本身，他在故事的末尾不仅加上自己的评点，还引用《诗经》的语句，突出故事所蕴含的义理，显示出刘向改造故事原始文献的目的。这点使《新序》区别于汉魏的小说。
《新序》中类似这样“小说化”改造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杂事一》第6、13章，《杂事二》第3、4、7、18章，《杂事三》第3、4章，《杂事四》第2、4、8、11、17、22、24、27、28章，《杂事五》第1、8、10、13、14、19、21、28、30章，《节士》第1、11、12、13、20、25章，《善谋》第4、5、7、12章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小说化”之二：改动原始文献的细节
《新序》中刘向对历史故事细节的改动，尤其体现出刘向将历史故事原始文献“小说化”的改造之功。如《新序·杂事五》“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的故事，同见于《吕氏春秋》和《新序》，两处材料比较，只有一点细节上的不同。
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甚不安。之二者，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说虽未大行，田赞可谓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义，则未之识也。（《吕氏春秋·顺说》）
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荆王曰：“可得而闻邪？”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热，衣无恶于甲矣。赞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厚无敌，而好衣人以甲，臣窃为大王不取也。意者为其义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刳人之腹，堕人城郭，系人子女，其名尤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又甚不安，之二者，为大王无取也。”荆王无以应也。昔卫灵公问陈，孔子言俎豆，贱兵而贵礼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恶之；兵者，国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于田赞，而危其国也。故《春秋》曰：“善为国者不师。”此之谓也。（《新序·杂事五》）
以上两处材料的情节与对话基本相同，只是在田赞的衣着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吕氏》作“衣补衣”，《新序》则作“衣儒衣”。一些晚于《新序》的文献，如《绎史》引《吕氏》作“衣补衣”，《春秋战国异辞》和《尚史》亦作“衣补衣”，而《湖广通志》和《七国考》皆引《新序》作“衣儒衣”。综观全文，故事的主题主要反映的是田赞批评荆王好战与用兵之恶，刘向改“补衣”为“儒衣”，使“甲衣”与“儒衣”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儒家仁德政治的思想主题，而且刘向还在在故事末尾加上“卫灵公问陈”之事和自己的评论，更是强调了用兵之恶，更鲜明地彰显故事蕴含的义理，显示出刘向改造故事原始文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