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身份随译者研究兴起后一直为学界焦点，但早期学者在使用该概念时多随举随饰，少对其做明确定义。2011年，谭载喜教授借“译者比喻”考察了译者身份的历时性演变，将译者身份分为“双语转换者”的主身份和在社会角色承载者的次身份（谭载喜，2011：120）。李文静（2011）将译者身份分为角色身份、群体身份和个体身份。其中，角色身份以译者身份为基础，包含其其他翻译相关的社会角色；群体身份是译者基于对群体的认同而拥有的身份，如国家、民族或性别身份；个体身份为译者不同于其他译者的独特个性（李文静，2011：9）。
谭素琴（2015）认为作为社会主体的译者，其社会身份是翻译活动的内部与外部，个体与群体间的纽带，是个人将所处文化中的价值观逐步内化，联结其个性与社会结构，平衡译者多元身份结构性与建构性的桥梁（谭素琴，2015：115）。进而，她提出群体身份促使译者遵守规范伦理，个体身份促使译者顺从翻译伦理，译者的抉择均是其多重身份的结果。
在国外，译者身份研究始于Ying（1993）的博士论文，Ying以林纾、Rudyard Kipling和 Edmund Backhouse的翻译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译者对清王朝和大英帝国文化身份构建的作用，指出作者、主角和译者在翻译中的文化身份漂移现象。女性主义翻译学者Sherry（1996）从性别视角考察了译者文化身份对译作产生与传播的影响。 之后偶有以个体译者（Awung，2014）或群体译者（Senem，2013）为例，考察译者身份构建（de Mello Darin & Leila Cristina de Mello Darin & Leila Cristina，2010；Yoo & Ja Jeong，2017）与作用（Awung，2014）的研究。
国内研究以个案为主，主要探讨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结果和过程的影响，徐琦园（2016）综合定性定量研究法，历时考察了许渊冲动态文化身份与其各阶段译介活动间的交互作用。 胡钰婷（2016）用“阐释学”理论剖析了Paul White特殊文化身份对其翻译《菜根谭》的影响。Guanglin Wang（2019）探讨了美籍华裔作家的离散文化身份对其创作中国相关作品及作品回译的影响。Liu Jinbao（2017）分析了译者杂合文化身份如何影响霍克斯和杨宪益对《红楼梦》中文化元素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