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电影时代，这部影片更像对胶卷时代的追忆与致敬。数字时代的轻浮与脆弱，导致影像更依存于存储介质，而胶片把动态影像固化在胶卷之上，被牛车拖了几里地的胶卷，依旧是可以抢救的。若是张艺谋把仪式感做得再足一些，这部片子应该采用全胶拍摄，最好采用拉大幕、摇臂放映的方式，才能把这份致敬做到极致。

张艺谋艺术的根系仍是保存在7、80年代的时代叙事之中，他整个艺术生命的积淀都源自那一时期，一旦跳脱出来，想尝试所谓“新武侠”的宏大叙事，或者是“影”之流的禅意勾勒，都会流露刻意为之的匠气。所以，他自不必再探索“突破自我”，“后文革”叙事就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能立足于此，艺术的原力便能很好地保存于作品之中，而一旦“出逃”，荒诞、滑稽之感便席卷而来。
这部电影精准地诠释了柏拉图的“洞穴说”，“在洞穴之中，透过光影投射在岩壁上的画面来认知世界。”在影片中，“范电影”的出场前呼后拥的是因为他拥有“放映权”，他是那个洞穴中“打光”的人。镇上的乡亲们拿着板凳，成群结队来到放映场，那种集体狂欢的“欢欣鼓舞”胜似过年，在看连环画、拉画片来进行感官享乐的年代，电影是娱乐形式的最高级了。
“电影院”的“群体观影”模式，是电影“空间”建构的最明显表征。当一束光从“洞穴”之中打到幕布之上，观影空间便建立了，它成了一个“无限被给予的大小”，光影声色都在其间涌动。所有在场者，都在这样一个共悲喜、共歌哭的空间之中来完成观影活动。一块白布，因为一束光，演绎成为一个充满隐喻、虚幻的世界。
观众们在意外发生时，那种痛心疾首的惋惜是真实的，所以当范电影对他们说这部胶卷还能挽救时，他们毫不迟疑地结成了同盟，共同掩盖范电影傻儿子的疏忽之举，归责于杨河的玩忽职守。清洗胶卷的集体动作，类似于原始时期的某种宗教仪式，一卷卷把胶片挑起来，耐心地用蒸馏水冲洗，再由一堆妇女同志拿着扇子“徐徐”摆动吹干，最后放映者与最执着的观影者两个人携手把胶片卷回绞盘之上。整个仪式堪称精工，说不清是严肃解构了滑稽，还是荒诞解构了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