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 de Bearvoir）在1949年发表了被誉为“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圣经》”的《第二性》，她在此书中提出主要观点：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即男性，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作为男性的“他者”所建构出来的；1566年，英国的翻译家德兰特(Thomas Drant)在翻译贺拉斯作品的前言时大胆宣称：“我现在的所做就如同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对待漂亮女俘一般：剃光她(贺拉斯的作品)的头发，剪去其指甲，就是说我删除她所有的奢侈和虚荣……我要把她英国化……”；以及法国翻译家吉尔•梅纳日(Gilles Menage) (1613-1692)称德•阿伯兰(Perrot DpAblancourt)的自由派翻译为“les belles infidelles”，即“不忠的美人”。“翻译界流传较广的讲法‘翻译像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这不仅包含着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也包含着对于译作的歧视”。这都从侧面显示出女性与翻译的相似之处，即此二者都有所被歧视与贬低，这都从侧面显示出女性与翻译的相似之处，即此二者都有所被歧视与贬低，这种既贬斥翻译又贬斥女性的观点便成为促进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历史契机。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局限于文本的空间转向文本外复杂的翻译现象，从而尝试从性别角度更加深入地理解翻译的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之后，性别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步影响到翻译理论的研究，性别意识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纳入进翻译理论实践中。
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方面，加拿大居于世界前沿。1996年，康克迪亚大学的教授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出版了其女性主义翻译著作《翻译中的性别：文化特征和转换的政治性》(Gender in Translation :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1997年，渥太华大学教授路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 出版了她的学术专著《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在这几本书出版后，加拿大评论家艾娃·C.卡宾斯基(Eva C. Karpinski)(1999)指出此两本著作的出版确定了加拿大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方面位于主导地位，其也极大地促进了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起，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从加拿大传至北美及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