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来，国内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一大批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针对社会等级、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底层民众、边缘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得到初步关注。乔健先生提出了重要概念“底边阶级”概念，他主张从底层阶级来看这个社会，主张关注那些从事“贱业”的底层群体，例如杂技艺人，刹头匠，厨师等人群，通常人们认为这类群体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处于社会弱势地位。
《最后的棒棒》演绎的是一个传统行业的没落与一个现代城市的崛起。之所以引起强烈的讨论，正是因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崛起必定会抛弃传统的、效率低的传统行业，尽管这个行业已经相当成熟，棒棒并非个例，他们见证了城市的建立，却不得不被城市抛弃。
根据城市学者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坚持的观点：当我们面对一座城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极为复杂和旺盛的生命。可以说，这种旺盛的生命里就包含着见证了时代发展和城市变迁的那些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日益完善，纯粹依靠体力的棒棒逐渐成为一种过时的职业，如今只有少数棒棒还在坚守着这个行业，“最后的棒棒”便由此而来。
棒棒军是山城的一道美丽名片，也是一张高度浓缩的标签，但标签下的每个个体却活出了不同的命运。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棒棒都是不同的鲜活的个体，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历程和心理状态。
主角老黄是导演何苦的师傅，他是地主的儿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解放后由于超生罚款，在东北挖煤三年还清债务，回家后妻子离开，留下嗷嗷待哺的女儿，只能做了棒棒。16岁便早婚早育的女儿需要老黄帮忙买房还房贷车贷，年近花甲的老黄每日几乎崩溃，但为了女儿女婿的生存他决定继续做棒棒，“劳动光荣，却不会有人认为当棒棒光荣。”老甘的人生更加戏剧性，经历两个小偷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无妻无子的老甘不想听从村里人的劝阻去养老院，最后申请成为低保户；投奔老甘的老金曾住桥洞捡拾垃圾，整日为温饱而奔波；而老石是幸运的，攒了钱买了房做起了房东，一双儿女过着平凡稳定的生活；也有像何南一样的棒棒，嗜好赌博好吃懒做，后来做了网红一边吃饭一边聊家事国事天下事。
电影最后升华了主题，尽管升华后的主题为众多影评者所诟病。但正如导演所言:我只是单纯认为这是历史的足迹，也是记录的责任。纪录片是国家和民族的相册，中国进入新时代是历史事实。再说，片中多数人物的日子越过越好，也是事实，我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况且，我的确是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华民族就是久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就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后浪”仅仅是最光辉的一小群人，一个轰隆向前的时代更是大多数人的泪水与汗水的浓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