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现经济独立：获得收入，接受教育
“我”脱离他者的途径之一是实现经济独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代表本斯顿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的经济中，女性的劳动无法在市场中按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因而只有使用价值，这使得妇女的经济地位屈从于男性。没有金钱的“我”在家庭中地位低下，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生存。“女人在经济上必须依赖男人，依靠男人的支持来获得生存，这使女人在地位使低一等，有时甚至丧失自己的尊严。”女性只有实现经济独立才能获得自尊和自信，获得主体性的超越。
“我”的经济独立道路是通过打工和接受教育完成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进一步接受教育、摆脱家庭的禁锢的条件。波伏瓦认为，“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2哪怕是做最低级的工作，女性也可以靠工作养活自己。“我”利用假期时间做家教，到书店、文具店打工，攒下一大笔钱。这使我不仅可以自费读大学，也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我了，是一个在不适合的时候来家里做客的外人”。中学期间的打工虽为“我”带来了收入，却始终不是一种稳定且可观的经济来源。“人们自我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而学校教育乃是这种人力资本的最大投资”。只有通过教育进行自我投资，才能习得获取财富的方式。“我”认为只要努力学习，就可以靠写书发财。“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锻炼写作能力。在高中，加利亚尼老师教“我”写作，经常将报纸和书借给“我”看，哪怕“我”看不懂，也会咬着牙读完。在大学，“我”更加努力，每门成绩都是满分。长期的积累和训练为“我”创作第一部小说打下基础，“我”一气呵成完成了它，获得了二十万里拉的收入。
打工为“我”的继续教育提供了保障，教育帮助“我”成为了一名作家，使“我”可以通过写作获得稳定的收入。“我”实现了经济独立，有足够的能力走出家庭，走出那不勒斯。
（二）实现思想解放：保持理性，克服异化
进行抗争，除了有具体的实际行动，还需要思想层面的解放。“在当代社会中，女性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了”。她们不仅在物质层面被异化，精神层面也被异化。城区的妇女们的异化程度十分严重，她们接受了男性所传递的价值观，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了身心都属于男性的“物品”。对于“我”来说，尽管教育提高了“我”的眼界，却难以清除“我”潜意识中的男权思维，因此“我”也是被异化的一员。城区负面的引力一直动摇着“我”离开那不勒斯的决心，如果“我”继续接受“异化”，就会重复母亲的命运，永远是男权社会的他者。
“我”主要通过教育的影响、自身的理性和冷静克服了异化，实现了思想解放。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这两种力量彼此和谐，形成了精神上的合作关系，一个人的内心才会处在正常和舒适的状态”，即“雌雄同体”。“我”的理性正是伍尔夫所强调的男性气质之一。在理性的驱使下，“我”对城区的人和物产生了怀疑，逐步确立了摆脱城区影响的决心。在莉拉的婚礼上，“我”第一次透过这个“照妖镜”仔细观察城区的百态。“我”发现“我们就是庶民”，“我和那些孩子一起长大，我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正常，他们充满暴力的语言也属于我的世界”。而“我”已不想成为“我们”的一员，“我的日常生活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我所经历的生活是他们不了解的，我在这条路上一帆风顺，所向无敌”。“和他们在一起，我平时学的东西一点也用不上，我必须克制自己、降低我自己来适应他们”。因此，“我要采取行动从我母亲的世界里逃出来，虽然即便莉拉也没能从那个世界中逃离出去，但我必须做到，不能再那样逆来顺受”。1“我”的理性也滋生出坚强和隐忍，帮助“我”完成了一次次心理暗示。“我想遵守我和自己的约定：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把他们排除在外，并不再为此痛苦”。“我付出我所能付出的，获得我所能获得的，忍受那些该忍受的事情”。“现在，我要从自己身上发掘所有潜力。我已经十九岁了，我不能依靠任何人了，我永远也不需要任何人！”
“我”既拥有女性的低调和温和，又具备四部曲中许多男性缺乏的理智和持之以恒，做到了真正的“雌雄同体”。它是“我”的优势和精神支柱，确保“我”朝着目标前进而不偏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