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观是“格瓦拉主义”关于建设国家的核心内容。切·格瓦拉是古巴义务劳动的发起人，而他的义务劳动概念是培育“新人”思想的具体体现。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异化，走向自由，义务劳动是人摆脱异化的重要方法和衡量标准。格瓦拉的新人观实质上是以个人拥有权力和自由为前提，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先锋队为开拓者；国家制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法律和制度，克服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成先锋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人民在社会主义道德观和义务劳动教育下塑造新思想，逐步在义务劳动过程中解放自我，摆脱了异化，取得不同于虚假的资本主义的真正的自由。
（一）重视“精神鼓励”，适当利用“物质刺激”
格瓦拉认为，新人的缔造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是否选择正确的激励方法。古巴革命胜利后，随着新的政府机构的建立和国内经济建设的展开，格瓦拉发现新社会仍然有许多与自己理想社会不吻合的地方，包括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及外交官员都盛行奢侈之风和享乐主义，社会主义官僚机制下的权力行使面临着不可抗拒的腐败风险，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不符。缓慢而复杂的意识形态转变带来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传统意识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思维习惯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形成精神鼓励的社会机制是意识形态的任务，也是根本性的结构改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必须创造自己的激励制度，自己的改革机制。格瓦拉最初排斥依赖“物质刺激”并坚持“精神鼓励”的原则，认为劳动工人的积极工作不应该为了物质利益作打算，主张对优秀劳动者颁发奖章和给予鼓励。工业部提倡重视“物质刺激”的经济学者也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切·格瓦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表述：“我不否认物质激励的客观需要，虽然我们不愿意把物质激励作为主要的杠杆，它来自资本主义，是注定要在社会主义下灭亡的”，“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它们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杠杆，而是作为一种我们不得不使用的杠杆，一种旧社会的残存物”，“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激励。我们认为，物质激励应该下降，直到它们在无阶级社会中消失”。到了1964年，随着辩论的深入，格瓦拉部分接受了“物质刺激”的必要性，承认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找到一个平衡。格瓦拉认为平衡物质刺激与精神鼓励的这个过程应该更多地指向使物质激励失效的路径，制定一项道精神鼓励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物质激励。其目的是减少物质的业务领域，并通过密集的意识形态工作来做到这一点，而不是通过官僚手段去控制。
（二）发挥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双重作用
要如何使“精神鼓励”有效贯彻落实到社会观念和实践中，切·格瓦拉认为需要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双重作用。切·格瓦拉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具有个体的人和集体的人的双重身份，现在的人是“未完成的”，必须进行不断的教育改造使其成为“新的人”，这个改造的过程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社会以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人自愿自觉的自我教育。他还提出了社会学校的观念，并对其怎么教育人民进行了阐释。资本主义的教育是强制性地对人民灌输其意识形态，合理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固化了阶级，而社会主义的直接教育本身就是正确的、没有通过虚假掩饰的，需要教育部和党的机关对其进行宣传。可见，切·格瓦拉所说的社会直接教育指的是牢牢把握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从而认清楚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格瓦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不仅是打败反动阶级，也是给胜利阶级的社会压力，这个压力是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直接教育，形成了新的习惯和态度后，群众之间会产生间接教育，对还未教育好的人施加压力，这同样符合他的先锋引领群众的思想。除了社会教育，还有自我教育在起作用。“个人不断地受到社会的影响，觉察到自己对这个社会并不完全适应，在间接教育这一压力的影响下，他设法使自己适应一个他觉得是正确的局面”。而在此之前，由于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发展得不完全，个人没有对自己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要求。在自我教育的道路上，个人也不是孤独地朝着迷茫的目标前行，而是有先锋队的指引，互相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在双重教育下，越来越多人会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前进动力的一份子，将自己投身于社会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