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医药外译的“走出去”问题
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医药及其文化相关作品的外译事务迫在眉睫。但目前在我国总体翻译事业中对传统医药作品进行翻译的数量占比较少。学者朱文晓，童林等人通过对我国医药翻译研究从数量、期刊、研究对象和类别的数据分析提出，且对其翻译的研究也更多地局限于中医药翻译原则、策略、方法、技巧、教学、术语等技法层面的讨论。中医药的翻译数量和中医药翻译研究视野的单一使中医药传播事业难以往更为宽广与更深入的领域发展。
除了对译本翻译的研究，原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主体的选择在中医药外译的“走出去”任务中也至关重要。谈及中医药文本，市面上选择的翻译大多集中于中医药典籍、中医药著作文献、中医学史、文学作品中的中医药元素，但这种太过专业的文本之于普通大众来说难免产生一种“疏远感”，甚至让没有相关知识的人产生“畏难”而欲放弃的心理。此外，目前中医药翻译的主体主要是从事于医药方面的专业人员、相关方面的研究专家、或医科院校出身的教员和学生。虽然目前国家层面倡导的中医文化外译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大部分译者对其迫切需求反应较为冷淡或“爱莫能助”，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对中医药及其文化发展认识不够全面，片面认为只有古代的医药典籍著作、或高深的专论研究才能显现出中医药的魅力，另一方面译者对中医哲学文化的认可和发自内心的自信与热爱意识尚不够强烈，难以驱动其自觉培养对医药翻译的钻研精神，难以担当起弘扬传统中国文化的责任与使命。
（2）中医药文化的“走进去”问题
中医药译作的成功是其在对外传播之路上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但决定这一步有没有价值还取决于译介作品能否走进译入语环境之中，为译入语读者与译入语文化所接受。中西方存在的客观语言、文化以及观念差异是译介传播应考虑的基本因素，尤其是中医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其内在的传统哲学思想彰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在西方环境中的融入之路既光荣，也充满坎坷。
首先，中英语言读者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在时长与范围上存在着差距。由于经济发展、政治局势等原因，中国在国际上曾一度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对于文化交流，我们更多地是引进他者而较少推广本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的“逆向流动”十分艰难。虽然现在这种“逆势”情况已经取得良好改善，但西方开始大规模接触中国文化的时间总体较短，且缺乏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系统认知，对传统中医药在世界医学和文学上的价值认识更是不足。
其次，中国文化全面往外推送，需要西方主动引入的配合，这最根本的是取决于西方读者对中医的兴趣和价值需求。对国人而言，经典的传统中医著作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毋庸置疑是中医价值和中国文化韵味的集大成者，其中的文化负载词极为丰富，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观、科学观和自然观念。但对于西方大众读者而言，要去接受这些与其译入语境中固有观念不同的看法时，便会产生排异的心理，且这种排异可能会让自以为是文化引领者的西方人错误或恶意地宣扬“中医无用论”。此外，即使正在对中西感兴趣的人，在了解到这“天书”般的作品需要的庞大知识储备才能理解时，也免不了产生放弃的念头。鉴于此，即使再成功的中医药译介作品对于他们而言也只是一堆带有中国特色的符号，而难以挖掘真正实用价值或者文化兴趣。
最后，中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使一些西方国家恶意污化中国文化形象，贬低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地位，这很大程度上让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土壤中的认可度造成了损害。将西方排异的接受环境逐步扭转至认同的过程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