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到1929的十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新文学作家们创作的第一个十年，但实际上，新文学的创作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1927前后国内形势的动荡又带来了新文学内部的急剧分化，使得其后两年的文学创作都更加接近三十年代的美学特征。[ 沈从文在30年代曾谈到过这一观点，台湾作家林耀德在1990年对施蛰存的访谈中也说到，正是自1928年起，上海新感觉派的创作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首度真正跟世界文学同步发展，她将新感觉派的创作视作对晚清以来中国小说写实主义传统的一恶搞反证，除此之外，“小说家之所以为小说家最重要的根基——世界观也重新模铸了”，这种新的世界观指的即是都市文化的思考方式。这一访谈后来整体成《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一文，在1990年第6卷9期的《台湾文学》上发表，参见施蛰存：《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但在回答“三十年代的美学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二十年代的文学主题。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启蒙性质的内涵，研究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是理性与感性并举的。李雷在新作《审美现代性与都市唯美风——“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研究》援引宗白华关于五四文学乃是启蒙理性与感性审美并举的观点，并称后者为感性启蒙，他解释说，所谓理性启蒙指的是科学与民主的观念，而感性启蒙则包含着“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对主体生命情感的肯定等鲜少提及的感性生命话语，而这共同构成五四‘人的解放’之思想主题……感性生命的觉醒是颠覆理性权威、建构新理性和实现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与先行动力”，[ 李雷：《审美现代性与都市唯美风——“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第63页。]这种理性与感性并举的启蒙运动可被统称为现代性启蒙。这一观点在作者所设定的逻辑框架中看似合理，事实上，却在启蒙内涵的阐述方面存有不容忽视的误读，本文将从启蒙的内涵、美育主题的变奏和海派创作中的爱欲抒写等三个方面来重新解读五四美学同海派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 启蒙的丰富内涵：二十年代的思想精神
启蒙精神，或曰启蒙运动的内涵是什么？依照康德的定义，启蒙是人类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状态的必经之路，而所谓的成熟状态，就是不经他人指导便可自由运用理智的能力。因此，自由运用理性的能力，乃是启蒙精神的核心所在，这一点也为后世学者所普遍认同，康德确定了理性在启蒙理念中的核心意义，而这毋庸置疑是所有启蒙理论的基础。刚刚过世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在《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启蒙哲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经验，即在追慕古代和批判基督教精神的同时又对现代性展开了不自觉的追求，此三者辩证互动，共同促成了理性启蒙精神的形成。它承继了文艺复兴对基督教义的批判和赞扬世俗快乐的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了人作为自由个体独立于宗教权威之外的价值，但这种自由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和艺术家所歌颂的经验主义自由的一次反拨，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 （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页。]而一个有道德的人必将理性地承担和践行他的社会责任。启蒙运动者们以一种激烈而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瓦解了基督教教义对人思想的控制，在此岸世界中建立起一套新的理性话语，而他们所信奉的理性主义，英国学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称其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们相信“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发现，我们正在摧毁古老的偏见、迷信、无知和残忍，我们正在建立某种科学，以使人们生活得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 （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起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6页。]其精髓乃是世俗的、人道的、崇尚自由和大同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