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价值取向是政策主体在政策实践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关于政策价值取向话语问题，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学派认为，政治家与官僚主要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工作目标，政策价值取向也以个人利益为重；现代精英主义论者提出，政策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价值偏好制定政策，政府不过是少数精英制定政策的执行者；团体理论学派认为，政治活动由各类团体相互作用产生，政策价值取向所体现的也是团体利益。此外，以体现公共利益为基础的政策价值取向话语，在西方更是有着深远的渊源。公元前5-6世纪，公共利益取向话语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作用下，成为区分政体是否“正宗”的标志。卢梭认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理所应当地要把满足公共利益诉求作为政策价值取向。但是，在理性经济人统治的社会里，公共利益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符号，传统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学也仅仅是提出一个假设命题而已，并没有对其进一步的阐释。美国政策科学家林德布洛姆在其著作《决策过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公共利益的具体构成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无法作为政策分析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及其话语，是基于国家理论形成的，即以统治阶级利益为价值取向。基于此，通过无产阶级运动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工人阶级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始终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政策价值取向话语的本质。在中国的历史上，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话语，最早可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即“天——君——民”的关系。在此结构中，君主是天的体现、天的代表、天的化身，因此，现实的天人关系实际就变成了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民本主义理念和与之相应的话语体系。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老子主张君主应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为政以德”和“仁者爱人”是孔子的民本思想核心内容，主张君主应爱民、富民、教民、利民。管子主张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民心所向。荀子以舟水关系形容君民关系，使民本思想更为透彻。孟子进一步把民本思想系统化，提出民心向背是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只有能与民同乐同忧者方能为王。先秦思想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及其话语，开辟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价值取向先河，并为后世传承与发展占据极为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百年征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政策思想指导下，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活动，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政策模式。群众路线模型就是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特色政策模式的抽象和概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群众路线模型更能反映中国特色政策实践的本质特征和政策话语的基本特色。正如习近平所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政策价值取向贯彻始终。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集中体现了社会发展要求，反映了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因此，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政策价值取向，是政策主体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价值取向话语正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中一切为了群众的本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