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在回答什么是“中国小说”时说道：“用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形式和语言，写出该时代核心的情感、经验、焦虑和困惑。”[更具体来说，徐则臣给出了他认为在这个陌生感和整体感缺失的时代作家的一条出路——“在某个题材和领域内以做学问的态度坐定冷板凳，更加忠实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独特体悟和思考，在同中辨异，于无声处听惊雷，或为正途”1。《北上》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徐则臣在创作准备阶段不仅查阅了与运河相关的文字和影像资料，还亲自将从南到北的运河沿线都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践行了“以做学问的态度”来进行文学创作，《北上》中拍摄《大河谭》的谢望和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自身的折射，他们都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运河的了解和情感羁绊，成为了业余的“运河专家”。
此外，徐则臣的创作大都与北京、运河边的故乡和虚构的旅程这三类母题相关，北京是他求学、工作与生活的城市，故乡是他童年成长的地方，而虚构的旅程则是他对“到世界去”的思考与精神出走，这三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徐则臣对于世界的个人化的感受和思考。《北上》是将这三类母题融为一炉，在一九零一年的那条线中写了一群中国人随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沿运河北上的故事。他以学者的姿态进行创作，并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展现了自己对于运河的思考。他认为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解决“核”的问题，也就是“意义”的问题，在《北上》中他抓住的核心是以运河为中心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所有人都因运河而连结在一起，作为“他者”的小波罗是在北上的过程中与运河产生了生命的联系，而马福德更是在异乡的运河边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人类与运河共呼吸，共生长的观念正是徐则臣这篇长篇最主要的“核”。
对于小说的结构，徐则臣认为“因果严密的故事整一性小说”在“充分地面对世界时，它将是不及物的，是虚伪的。”1可是在《北上》中存在着明显的整一性：一九零一年的历史线和二零一四年的现代线形成了严密的联系。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但是历史与现代两个虚构的时空交叠，并且冠以圆满的结局，那就过于精巧而缺失了深思的余蕴。一部作品的诞生是从“疑问”开始的，“疑问既是一部作品的起点与核心，也应该是它的终点。”1那么结尾如果是开放式的，是有疑问的，是留白的，那更能承载未言的力量，如《耶路撒冷》的结尾“——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北上》中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虽然符合近年来大运河文化传承保护的现实，但作为小说文本却少了可以回味的意蕴。在科技发达的当下，失去社会功能而只是文化遗产的大运河文化如何自处以及传承运河文化到底是成为当地旅游经济的“幌子”还是真的能对年轻的一代传递文化内涵这一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徐则臣在《北上》中并没有表现出这种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