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人的“异化”做出说明，哈贝马斯则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角度阐述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存在物，也是作为社会意识的承担者，这种外延的划分使得哈贝马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批判，继而提出了交往实践的概念。哈贝马斯看到了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纷争，经历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他意识到要走出旧理性主义的窠臼，“只有转向一种新的范式，即交往范式，才能避免作出错误的抉择”，哈贝马斯进一步定义这种新的“交往范式”——“交往理性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而“交往理性”的达成要遵循，有效性、真实性、真城性和规范性。
数据化教学背景下学生同数据产品、数字劳动、教学本质及教学主体的四种层级的异化是大数据技术理性对于主体价值的僭越。在技术对于高校思政教学过程的四种异化的困境之下，以学生为代表的教学主体对精神解放的呼号愈发强烈。如果放任技术对于思政教学的自由介入势必会使教学主体抗争导致“反文明”的主体理性革命。如何避免“主客二元”对立结构对于大数据技术的排斥？笔者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于技术合理化的批判中寻得灵感。哈贝马斯认为：“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 ”，“一句话，在政治的和重新从政治上建立的意志形成过程的一切层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唯一手段”。在哈贝马斯看来，只能通过交往行为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将系统从复杂的社会生活之中分化出到人类精神生活的边界外，通过公平和合理的话语规则体系的建构实现以共识和商谈为原则的交往理性的重建，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化本质上不会促使社会更有效地运转， 但却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进一步解放及不断的个性化的机会”。在“思政课堂”中，这种交往理性的建构有利于消解笛卡尔所述的“主客二元”对立结构，实现学生从教学主体向交往主体的身份转变。笔者认为“智慧课堂”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交往理性的建构应该分别从三个角度提出思考：其一，通过思政教学体系下的“话语伦理”营造良好的师生交往环境，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既有传统教学伦理中“尊师重道”的民族特征，又有现代公民社会中“亦师亦友”的平等状态，兼具交往理性范式下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话语伦理”。其二，以“交往行为”来构建受教育者健全的主体性，在理解基础上以平等主体的话语交往及和谐共存实现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学生在互相尊重，兼容并包的独立思想中重新思考技术的价值，在交往中形成主体间的感性关怀和对于技术的情感赋能。其三，重新定义智慧范畴，重新建构人文校园。在人文建构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宽厚包容理性思辨的人类智慧观，以此观照技术对生活的融入和主体在技术运用过程中的智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