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起义失败后，法国的共和梦又消沉了许多年。直到1870年，法国才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共和体制最终建立起来。不过此时法国付出的代价远比当时的巴黎起义要大得多。尽管第三共和国建立了，但这个仓促成立起来的政府并不稳定，各界政府的任期都不长，政治阴谋依旧频繁上演，法国依旧没能走出他的悲惨世界。而反观当时其他的欧美国家，或经历过社会革命后实现了整个社会架构的重生；或在政治强人的领导下，选择了一条并不完全仿照英美模式的强国之路，只有法国依然还在经历着各种社会震荡。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在他的邻国或多或少得到了实现，而在诞生它的那片土地上，却依旧没有生根发芽。很多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答。而雨果作为一名文学家，法国参议院的议员，同时也是一位群众立场的政治家，自然也希望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在当时的法国，文学世俗化的浪潮正不断发展，作家们创作的一个个辉煌而又充满理想色彩的人物正影响着当时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描绘的乌托邦正成为“为了人民的文学”运动中社会的建构宣言；文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并现实化。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雨果秉持着针砭时弊的理念，选择用《福音书》的结构去框架整篇《悲惨世界》，一方面总结法国的时代悲剧，另一方面也在探索法国悲剧的根源。
在《悲惨世界》里，雨果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塑造的一个个人物，向我们阐释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叙写了冉阿让和沙威的法律悲剧，芳汀和珂赛特的生存悲剧，以及马吕斯的革命悲剧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打破这些故事的相关独立性，按照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把文学现象置于社会整体后我们便能发现，这些悲剧人物实际上链接了现实社会与文学的“世界观”，揭示了当时社会各层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像冉阿让，他所希望的是基督般的博爱；沙威则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平等；而马吕斯则选择追求自由……这些往往都是那些有产阶级才需要讨论的事情，而像芳汀，小柯赛特这样的底层群众，他们仅仅只有对生存，对下一顿面包的追求。如果继续探究的话，我们便能寻找到指向《悲惨世界》各个悲剧中戈德曼所认为的“意指性结构”，那就是在当时雨果的社会中，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反思。而这种深刻的反思，就来自于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链条的断裂。《悲惨世界》中的各个悲剧，以及巴黎起义，也是这种反思的缩影。
我们必须承认，在不违背人类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不同的理想都有着进步价值。但问题就在于一个特定的国家和社会如何运用其效力整合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理想，来实现国家民族精神内核的塑造。法国始终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法国政权更迭的背后往往都是带有非常极端的政治倾向主张，要么倾向于天主教神圣权力的保皇派；要么倾向于追求自由主义、宪制力量的自由派；亦或者倾向于整合国家力量的共和派，同一时间内对于中间地带与反对力量的缓冲非常少。不承认缓冲地带存在的思想传统实际上是从启蒙思想中开始萌芽的。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人权宣言》，他们一直在强调“公意表现”的重要作用，因此，一个政府政治上的成功往往会被解释成前一届政府失败的原因，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尽力去推翻前一届政府的决议。这种政局的割裂，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法国的平稳建设，并影响到了历届政府。后来的七月王朝政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国家领导层却激进地选择了没有精神内核的精神内核，只求在妥协制衡中寻找国家明天的方向，没有意识到国民精神内核在整合国内不同信念的重要作用，最终七月王朝也被抛弃了。频繁的政局更迭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有一个政权能够得到社会大部分阶层的满意，各个政治派别也都在为下一场政治斗争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