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经验非但没有给斯东研究苏格拉底的审判带来什么好处，反倒让他充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前见，诸君只需一窥其写作缘由便会明白：“我越是爱上了希腊人，苏格拉底站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景象越教我痛心。作为一个民权自由派，我对此感到震惊。这动摇了我的杰斐逊式的对普通人的信念。这是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的黑色污点。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会这么不忠实于自己呢？”如果上来就断言这是雅典自由的黑色污点，我想任他搞一辈子希腊文，斯东也无法把握雅典政制真正深邃的地方。因为，留在他心上的只有一味痴迷的当代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以今非古”乃研究大忌，斯东的断言便已经呈现他在看待苏格拉底之死的问题并不拥有好的眼光。学者黄洋就对斯东进行点名批评：“雅典民主制中的自由和现代自由民主制下的个人自由是否完全相同，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而斯东却默认二者一致了。或许，斯东真诚地流露自己写作本书的缘由，正是因为他的立场站在了流行的“政治正确”之上，至于有没有站在永恒的真理之上，就不是他所考虑的问题了。
斯东提出一个假设，他说，“要是苏格拉底当初被判无罪释放，安度晚年，寿终正寝，说不定如今我们只记得他是雅典一个不起眼的怪人，喜剧诗人喜欢把他拿来取消的对象而已。”斯东的假设本身就显示出思想的轻浮。本书是他在1989年去世前刚出版的生前绝作，但凡他严肃对待与自己同时代的美国著名学者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或埃里克·沃格林（1901-1985）对苏格拉底问题的思考，也会在说出这种话之前踌躇不决。施特劳斯对“苏格拉底问题”的分析曲径通幽，将苏格拉底之死视为哲人与城邦的张力无法解决的后果。沃格林将苏格拉底之死放在秩序的历史中进行诊断，将苏格拉底之死看作城邦拒绝哲学的革新从而预示了城邦即将走向解体。但凡斯东认真对待这些研究，即使批评雅典民主制也不会如这本书一样单薄无力。他说出这种话，要么就是没有读过，要么就是选择性无视。不管从哪个角度，他临终也还没有迈入苏格拉底之死这个问题的门槛，遑论被捧为“苏学家”——事实却是他竟然被尊为“苏学家”。斯东认为，“柏拉图是唯一能把抽象的形而上学变成戏剧的哲学家……没有人会把亚里士多德，或者阿奎那，或者康德当作文学来读的。”[ [美]斯东著，董乐山译，《苏格拉底的审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姑且不论阿奎那和康德，到底能不能将亚里士多德当作文学来读本身就大有争议。我们不得不注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作品中的文学性，他们当然不及柏拉图对话展现的文学性那么直接和明显，但过于相信表面的东西同样很容易被作者显白的意图所欺骗。古罗马哲人琉善（Lucian）在《出售哲学》一文中就谈及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显-隐”两种书写方式，刘小枫教授在《巫阳招魂》则推断，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旧译《诗学》）本身就是拟肃剧的政治哲学。
斯东研习大典缺却没有注意到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沃格林）对柏拉图的研习，或是有意忽略之。不论哪种情况，这都表明他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中，思考才如此粗糙浅薄，充满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