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格尔首次提及“艺术终结论”的观点，此后又陆续有诸如亚瑟·C·丹托、汉斯·贝尔廷等艺术哲学家围绕艺术的现代性，针对“艺术终结论”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其主要核心论点是“艺术走到了终点，变成了其他的东西，变成了哲学”，即“艺术现象”与“文哲概念”的关系问题。
随着印象主义为节点的20世纪前半叶现代主义诸流派在艺术风格层面自由化的冲击，以及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后现代主义诸流派在艺术理念层面自由化的冲击，西方艺术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物质基础的累积会使人类逐渐放弃“审美目的”，而将艺术提炼为抽象的概念，进而完成“艺术现象”到“文哲概念”的过渡。由于艺术学科内部关于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从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艺术学研究，艺术学内部的问题可以从其他领域出发得到更加广延性的诠释。关于“艺术现象”与“文哲概念”的关系问题，一些西方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以考古发掘成果中的不同人类文明阶段的艺术性生产物为依据，认为越是早期落后的人类文明，越注重器物装饰性和美感的雕琢。这一观点可以作为关于“艺术现象”与“文哲概念”关系问题的人类学、考古学角度的补充佐证，但无疑具有单一学科的片面性、短视性。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似乎并不存在“艺术现象”与“文哲概念”的二元对立倾向，人类文明的发展下“文哲理念”的丰富性并不会导致“艺术现象”的衰退。甚至可以说“艺术现象”与“文哲概念”在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体系中并非两个独立的二元理念。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艺术”的概念性理解，即建立于农耕文明时期“艺”有种植的意思，而后“艺”逐渐从劳动性技能上升至精神性技能，例如周代“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关于艺术的定义是具有劳动性的，艺术是在劳动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学派有关艺术的定义来自于“二术”的划分——古有二术，一为学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二为艺术，指医、卜、阴阳、数术、工巧。学术为正道，艺术为末技。学术重在涵养人的品德秉性，而艺术则呈现人的技能，但也意味着通于天人之际、通于哲学。中国古代并没有明确将艺术作为独立学科，艺术并没有获得理论自觉和学科自觉，但无论研读《诗经》还是《史记》、《周易》还是《论语》，会发现艺术的理念却贯穿于经史子集各部之间。
中国艺术理论古籍的研究明确展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倾向，“人化”的艺术创作品评标准是“向内求善”的伦理型文哲体系在美学领域的外化表现。《礼记·乐记》中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艺术和人的艺术能力相比于人的美德、德性，是第二性的。德本艺末、德上艺下，艺是德的有效补充。这种以人为本，将艺术作品与人文价值判断相联系，围绕人展开的文艺创作、文艺评价体系决定了中国美学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在中国传统艺术史论著作的写作方式上，亦是文史哲相结合。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性的绘画史著作，是一部综合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的著作。这种史、论、评结合或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以史佐论的模式，是中国传统美学、艺术学理论写作的普遍特征。无论是“人化”的美学标准下有关“德”与“艺”的讨论，还是艺术理论创作中史论结合的写作模式，其核心强调的是中国传统艺术学研究中艺术作品与艺术理念、艺术现象与艺术本质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