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之存在的儿童与作为一种现象之存在的游戏之间的有着复杂的关系，对于儿童游戏，我们不能理解为儿童与游戏的简单相加，遵循着儿童文化的视角，儿童作为一个有机体，其生活样态和生存方式，已经彰显了具有自觉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文化模式。儿童游戏受到儿童文化的催生、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的影响。因此，作为一类行为总称的儿童游戏，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本质。
（一）儿童游戏的文化存在性
儿童文化是儿童表现其天性的兴趣、需要、话语、活动、价值观念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总和。游戏不仅是一种儿童娱乐的方式，是成人闲暇的文化，更是整个人类共有的本性，是人类各种文化的“母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不仅是游戏人更是文化人，儿童游戏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
儿童是文化人。德国著名哲学人类学家M·兰德曼（Michael landmann）认为，人是文化的生物 ，因为人是文化的生产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德国人类学家卡希尔也认为，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文化，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具有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人是“符号人”也是“文化人”。所以，人不仅以文化性存在着，而且人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不仅产生于文化而且也创造着文化。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来看，人的本质乃文化性，儿童同样也是文化的存在。
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游戏的主体是游戏本身，是‘游戏本身’在游戏，不是人在游戏”的言论足以确证游戏本身的文化属性，游戏具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即不管人们是否游戏，游戏本身就存在着。转换到儿童游戏，不管儿童是否处在游戏之中，是否进行游戏，儿童游戏都存在着，并随着文化的演变而变迁。因此，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各民族和各文化之中，具有“真正的文化普遍性”。比如，在18世纪席勒提出，“游戏不只是娱乐或者玩耍，而是人类自由本性和完整人格充分展现的途径和手段，游戏意味着‘人的诞生’和‘人性的复归’”。
游戏创造和发展文化。在游戏中，儿童从一个生物人逐渐转化成为社会人，并形成自己的文化特性。正如赫伊津哈所言，游戏先于文化，游戏创造了文化、发展了文化，并使得儿童文化化。一个社会的游戏复杂性、类型的多样性及数量的多少与该社会本身文化类型的发展水平有关，也标志着该社会文化繁荣的程度。此外，游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也具有不同的涵义、表现与功能。游戏中极小的细节都带有文化的痕迹，文化在游戏中具有渗透性。因此，游戏是文化本质的、固有的、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作为文化存在的现象。这也是游戏文化属性的内在规定性。
（二）儿童游戏的文化表征性
从游戏的文化存在性和游戏本身的文化属性的角度看，游戏和文化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对于游戏来说，文化不仅是游戏的结果，也是游戏的过程，对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游戏不仅有自身的文化性，也表征着文化，它是特定文化的表现，也反映出文化变迁的过程。
儿童是游戏人。儿童从出生之日，就在文化中游戏，儿童在游戏开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儿童文化，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儿童对世界与生活的解释。但是这并不表示游戏转变成了文化，而是指儿童的文化表征性表现为游戏性。每一个儿童都热爱游戏，游戏是其工作和生活。从这个层面看儿童就是游戏之人。理解儿童就是要理解儿童的游戏，理解游戏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儿童游戏的文化内涵，理解儿童游戏是一种文化形态。
儿童游戏是儿童文化外在表现的中介。在游戏中的儿童，会通过游戏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也会通过游戏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锻炼。总的来说，儿童是通过游戏与让周围的人和环境建立关系，游戏是儿童进行文化探索的工具和过程。正如正如鲍布·哈格斯（Bob Hughes）所言，童年是一段要穿过陌生境地的旅途，儿童是这段旅途中的游客，而游戏是他们进行探索发现的工具，是其同所处的文化环境接触的过程。儿童在游戏中抒发自己的情绪情感，以到达完善自己的目的。
儿童游戏的材料和内容也表征着文化。从游戏的材料看，不同的文化时期有不同的游戏材料。儿童游戏的材料——玩具，具有传承社会文化的功能，凝聚着人类社会的智慧、文化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在不同的文化时期，玩具所表达的审美意蕴和价值观是不同的，但是都潜在地影响着儿童，对儿童理解文化、表征文化有独特价值。陈鹤琴认为“游戏来源于生活”，其实，儿童游戏来源于儿童的文化生活，从游戏主题的确定、材料的选择、情节的设定等等都是在文化的影响下完成的，都是一个个文化因子链接而成的文化链条。正如正如居迪斯（Judith E.Kieff）等人所言，儿童游戏反映并影响其所生活的文化背景，并受文化背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