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正确指引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将妇女解放融入到民族解放的轨道，大大加速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
（一）方针保证：将妇女解放融入到民族解放，以教育提升妇女主体意识。延安时期需要大批男性青壮年加入红军，妇女对“扩红”的支持至关重要；让妇女接替男性从事生产建设、社会管理等任务也势在必行。解放妇女的第一步是唤起她们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不可能在受压迫、不识字、愚昧的妇女中自发地产生，引领广大妇女识字被党认为是“提高妇女觉悟、开展妇女工作的钥匙”。1938年，毛泽东在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中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觉醒，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在共产党的引领和教育下，妇女在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洪流中挣脱束缚，发展自己，有为而后有位，取得了平等参与革命建设的巨大成就。
（二）策略保证：用游击教育法提供最管用实用的教育。为保证妇女和儿童接受教育，中国共产党多管齐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教育策略。首先教育立法，出台政策保证最贫困家庭女童和妇女接受教育。陕甘宁边区女子教育经费“除小学由家庭供给衣食外，其余一切都由学校供给。不但不收学费、书费，并且中学还供给饭吃和衣服，每月有1.2元的津贴费。”[4]其次，用游击教育法实现教育全覆盖，弥补成年妇女受教育的漏洞。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利用夜校、冬学、识字组、读报组、小先生、妇女轮校等，这种灵活、见缝插针式的妇女教育被1944年来到延安考察的西方记者斯坦因称之为“教育游击战术”，即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组织一切力量去推进。这种教育成效迅速而显著。经过两年发展，“到1939年春，认识200字左右的妇女已经占全边区妇女的10%。
（三）组织保证：建立妇女组织，培养妇女干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发挥妇女的力量，必须通过建立妇女组织将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尽快培养大批本地女干部，让她们像火种一样撒到广大妇女中间，成为模范和带头人。1938年3月8 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登记会员达170000，团结了边区 2/3 的妇女。边区政府开办了一系列的妇女学校来培养急需的妇女干部。如1937年开办的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女子大学中专门培养本地妇女干部的陕甘班等。妇联还动员年轻妇女参加各类变工队、学习小组、生产小组等组织。冬学还组建妇女军事组织、妇女倶乐部等，教授关于军事、劳动、防空、科学、卫生等常识，定期举办社会活动，以调解学员身心。妇女在这些组织下，培养了参与意识、集体意识、团结互助意识和荣誉感，学习和生产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四）环境保证：建立广泛的妇教育统一战线。延安时期成功建立了妇女参与学习教育的统一战线。首先，在了解部分妇女不愿意参与识字的实际情况后，妇女干部送教、送技术上门，教妇女纺织卖钱，边纺织边学习；学习养育婴孩和卫生习惯等。没有那个丈夫不愿意妻子能赚钱补贴家用，也没有哪个婆婆不喜欢媳妇养育白胖胖的孙子，因此，这就充分地赢得了家庭的支持，壮大了妇女学习的统一战线。其次，在农村成立临时托儿所，农村妇女们轮流照看外出务农妇女的孩子们。曾克曾在“救救母亲”一文中写到，“我们要更广泛的建立分区的，小规模的托儿所......一个母亲看管一个孩子所费的精力，是足以看管十个或更多的孩子的。那么，其他的被解放出来的母亲，就可以有时间再去参与自己所希望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五）措施保证：双重教育培育妇女带头人。延安时期成功地使妇女成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双重主体。首先，要求妇女干部在教育群众中接受群众的教育。号召外来的妇女干部打破语言、生活习惯壁垒，和当地妇女一起苦干实干，从而能被她们接受。其次，针对当地妇女几乎不参与社会事务的现实，妇女干部不是简单宣传抗日革命教育、男女平等等理念，而是从帮她们干家务开始，教其纺织，在劳动过程中教她们识字、算数、记简单的账目等，让乡村妇女能够实实在在地赚到钱、感受到地位的提高，赢得了乡邻的尊重，唤醒她们的主体意识；再次，让土生土长的劳动骨干、积极分子和妇女带头人去做宣传和示范，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