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认知向美德生成的观点是无法用实证主义科学的逻辑去论证的。然而在曲折的人类道德建设历史过程中，美德伦理学在看似脆弱的现实社会中坚韧的存在，确实证明这个世界的存在仍需要美德伦理学的指引的。事实上西方伦理学一直延续着这个传统命题—美德是人的自性并且是具有自觉的，如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美德不可能没有实用的智慧，而实用的智慧也不可能没有美德。”亚里士多德把美德伦理学引入了实践的范畴之中，以一种目的论的形式说明人向美德生成的过程是以道德判断和道德学习来完成的，并提出了中值的美德理论。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的美德伦理学也形成了基础的研究范式。孔子认为“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即具有美德的人是判断人之善恶的标准。与亚里士多德相区别的是孟子认为人与生俱来拥有四种品性“仁”“义”“礼”“智”，只有“信”是在处理与朋友的关系时而后天获得的。但就达到美德的方法上，子思在中庸中传达的精神实质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值思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而就具体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和所要处理的社会矛盾是有差别的，因而这两种美德伦理学有不同的侧重和研究范式。中国古代美德伦理学要处理的主要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因而“仁”“义”“礼”成为主要的美德伦理学内容，有关于“智”和“信”关乎个人的内在品质则成为辅助于主要伦理关系的道德品质。而古代希腊的美德伦理中则将智慧、公正、勇敢和节制等重要的个人道德修养放在重要的位置。因而中国古代臣民的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主要内容，而古希腊则是以“公民”的美德作为美德伦理学的主要内容。根本上说是美德伦理学的实践方式导致了“美德”内涵的区别。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社会关系中核心的概念，平等权利要高于法律正义。而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则认为“仁”和“爱”是处理社会关系的主要美德伦理学标准，“仁者爱人”则是目的和手段统一的美德伦理学方法论。但这并不影响中西方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汇聚。在本源上说中西方美德伦理学都是以目的论的形式展开的，二者的前提均是以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并认为美德和正当性具有重要的统一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美德，我们仅止于认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努力培养它，运用它，或是采取种种方法，以使我们成为良善之人。”孟子说：“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可见在这里美德是作为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而存在的。这种道德精神影响了整个人类的道德建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