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领域，叙事因为其真实性和科学性而受到怀疑和忽视。事件能否成为故事的因素进而变为历史取决于作者，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技巧除了逻辑之外，更多的是修辞；事件是真实经历或被发现的，而故事是被讲述或书写的，叙事的修辞性质决定了它不是对事件的真实再现。这种叙事性再现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多种选择模式，不同的模式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基调，浪漫可以成为现实，喜剧可以成为悲剧……叙事性问题因此常常转变为“历史事件能否被真实地再现出来”（董立河，2005：35）的问题，然而叙事并没有因此就在历史领域中被彻底抛弃，克罗齐声称“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董立河，2005：37）。纵使叙事本身不是历史，但它证明了与事实的关系，叙事成为对真实故事的阐释和再现。在分析历史过程中，叙事更重要的是在讲故事中提供对历史的分析与描述。
在《拯救溺水鱼》的“致读者”中，谭恩美告诉读者“本书的创意源于一次电闪雷鸣”（Tan，2005：xxi）。作者直言小说有可能和事实有所出入，她自己也无法保证关于南夷部落所有细节的真实性。但紧接着在小说开篇，便以一篇新闻报道告诉读者，接下来她所叙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过最令读者感到迷惑的，恐怕还是叙述者本身——鬼魂“陈璧璧”。读者能够相信活人与鬼魂交流吗？如果叙述者是虚构的，那么她的叙述是否存在真实性呢？
海登·怀特在《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中指出：
作为话语形式的叙事没有给再现的内容增添任何东西；它只是真实事件的结构和过程的模拟……叙事中讲述的故事是对历史实在之某一区域中所发生的真实故事的模仿。而且，就它是一种精确的模仿而论,它被看作是一种真实的描述。（董立河，2005：35）
因此，从叙事性来看，执着于对故事是虚构还是事实的辨别意义不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叙述是否达到了作者试图真实再现历史的目的。显然，借助陈璧璧这一全知全能的幽灵叙述者，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南夷部落所遭受的历史创伤。同时，作为少数族裔，在被官方主流族群排斥时，为生存而不得不主动选择的沉默与被动失语也引发读者思考。此时，虚构与真实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作者对于南夷部落的描述，也存在于南夷部落的指涉是否为作者身处的现实世界的矛盾。
“你能通过这不可思议的旅途找到你的幻想，这在兰那王国是很常见的，或者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幻想，世界就是一个幻觉”（蔡骏，2006：99）。作为叙述者的“璧璧”似乎也陷入了真假幻境中，作为读者的我们不由得更加怀疑——是在和她一起经历新的故事还是重温旧的历史？南夷部落的悲剧始于兰那王国的崛起，“兰那人沿着曼陀罗江一路南下，占领了沿途所有的河谷，将土著居民南夷人征服……他们成为新来的统治者的奴隶”（蔡骏，2006：83）。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新的入侵者“疾风骤雨般地灭亡了这个国家”（蔡骏，2006：83），自此，仅存的南夷遗民只得躲进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以求得一丝生存的空间。关于作者所写的这段兰那王国历史，读者无法考证是否真实可信，但毫无疑问它带给读者一种真实感，仿佛这就是兰那王国的真实历史，而这也是作者的目的。正如克罗齐所说，“拥有真实历史（以及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是构建一段叙事”（董立河，2005：37）。谭恩美构建这一段历史，是为使其对南夷部落的描写更加真实可信，在这里，虚幻与真实相互交织，虚幻不仅没有使读者对作者的编造感到不满，反而更加走进作品中的事件与人物。尽管历史向来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坚守客观原则，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既不能将文学与历史完全对立，也不能将二者视为同一，汤因比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有以下论证：“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虚伪，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你又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曹未风，1966：55）。
语言无法指涉现实与过去，因此历史书写需求助于从虚构发展而来的叙事，历史叙事也就无法从虚构中剥离开来。怀特据此认为，过去的事件在编排成历史文本时，需要选择特定的材料和情节并重新组合，这也意味着虚构的出现，但这并不等同于文本失去其真实性，而是借助于虚构的外衣表现纯粹的真实，它是“一种特定的结构，它有一套历史事件，历史学家赋予这些事件一种特殊的意义”（White，1978: 85）。显然，南夷部落的故事中也有一套特定的且真实的历史。
“这是一个真实的部落吗？而不是人为设计的旅游项目”（蔡骏，2006：172）？游客以为“无名之地”是特别安排的旅游场景才跟随黑子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但沿途的一切以及之后所见到的一切让他们怀疑这并不是观光地，而是真实的世界。同样读者也陷入了这样的疑惑，作者是在叙述“无名之地”还是在创造“无名之地”？此时有理由怀疑谭恩美引入了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方法。根据琳达·哈琴提出的概念，“它们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指出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关”（Hutcheon，1988：15）。真实影射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使得作品虚实相间，亦真亦玄，“通过对档案证据阐释将事件变成事实的过程被表现为将过去的痕迹（我们如今所唯一能接触到那些事件的方式）变成历史再现”（Hutcheon，1988：57）。无论是“小白哥”安德鲁斯的传说，还是外祖母对南夷部落惨遭屠杀的回忆都无可考证，谭恩美借助元叙事的方法，消弭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将历史事实与想象杂糅并置，既揭示了小说文本和真实的虚构性，又揭示虚构的真实性。但是，虚实与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叙述者和创作者复制了真实体验。也许读者关注的是小说叙述人的事实真实，但作者聚焦的是叙述的情感真实。福柯认为，历史只有通过重建其话语才有意义，历史是文献和记忆的文字合成，历史和记忆混合在真实和虚构里。“只有真实的故事被确定下来并被讲述出来之后，才能够去阐释一些具有特殊历史本质的东西”（董立河，2005：37）。对谭恩美来说，她所要阐释的历史本质也并不是南夷部落的历史，而是其代表的少数族裔的历史。谭恩美并不倚重事实方面的真实，而是在虚幻中凸显经历、情感方面的真实，从而构建了南夷部落的历史，引导读者产生一种比故事本身更真实的心理感受——即南夷部落的沉默与失语需要有人来诉说，“无名之地”需要有人来发现。重要的不是南夷部落的真实与否，而是读者对于它所代表的世界的审视与思考，“世界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物，虚构者的作用就是提供更好的虚构，让我们得以重构对事物的看法”（刘建华，201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