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面临落后挨打的局面，主要翻译家们站在历史重要关口，为拯救国家与民族，“以翻译为利器，改造国民，改造社会，改造语言，改造文学”。当时，新文化运动闯将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带领人们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中国曙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通过翻译，大量的西方和俄苏思想与进步的知识潮流和理论被引进中国……正是有于这场运动的催化，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此得以向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缩短了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距离”。拯救国家与民族、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引进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是进入当时翻译家大脑的最凸显意识。
新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巨大上升，强烈吸引外国了解中国、学习中国。同时中国需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与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增进国际话语权，营造中国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我国当今在国际交流中或者对外翻译的最凸显意识。为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十八大三中全会强调建设文化强国、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十九大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等。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翻译工作是唯一一座桥梁，同时也是一道屏障。中国文化能走出去多远，很大程度取决于翻译的效果。“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作为译者，该如何抉择？
语用翻译学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中心，为达到翻译的交际目的，译者能够决定翻译命题内容等宏观层面以及语言风格等微观层面的语境因素。在抉择过程中，什么是标准？“翻译适应变异论”认为：“意识
凸显程度”是翻译语境要素的过滤器。翻译语境中的相关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分别占据不同的地位，有些因素起着决定性因素，有些因素起着次要作用，有些因素甚至不起作用或被译者忽视。只有那些进入译者大脑并引起译者高度重视的那些意识凸显程度极高的语境相关因素才会对翻译过程产生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