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在中国的百年变迁

【摘要】文章运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编史学方法，对优生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展现了其一个世纪以来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同时指出每一时期对优生学的判断并非来自学科本身，而总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即作为一门学科的优生学总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在各个时期经历着不同的待遇。依据这种编史学方法论及学术史和形态史的关系，文章将优生学划分为传入、批判、重建和反思四个不同时期，并归纳出各自阶段的特征。

Abstract: The article has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eugenics in China using historiography method of Lakatos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in order to show its rise and fall in a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judgment for each period of eugenics does not  come from the discipline itself, but is alway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ulture and ideology, That is to say as a discipline, eugenics always get different treatment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as social ideology changes.Using this method of historiography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the article has divided eugenics into four different periods including incoming, criticizing, reconstructing and rethinking periods. It also has summed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Key words: Eugenics      Socia Change     Development

l883年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在其著名论著《才能与其发展之探索》（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中首次提出了“优生学”（Eugenics）这一概念。之后，高尔顿优生学的继任者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在1925年创办的《优生学年鉴》使优生学最终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由此，优生学从原始生殖观念的传统意识中脱胎而出，开始以一门学科的身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20世纪初期，优生学传入中国，开始了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研究中国优生学史[①]的方法论

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分为内史和外史两个部分，对历史的合理重建应该建立在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基础上。内史与外史所处的地位不同，（拉卡托斯，1986）“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验的说明。”但是，外史的补充和说明对于科学史研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任何对科学发展的合理重建都必须由经验的——外部的历史作为补充。本文对优生学各个时期的划分就不是建立在内史基础上，而是以外史为根据，注重于每一时期社会形态变化对学科本身的影响。在这里，内史是指作为学科本身的优生学，外史是指当时的社会形态、社会文化等因素。

按照学术史（内史）与形态史（外史）的关系，学术本身与社会形态之间存在以下三种情形：（1）社会形态变化独立于学术变化，即如果学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那么学术对社会的依赖是滞后性的；（2）社会形态变化依赖于学术变化，即如果学术为社会变迁准备意识形态基础，那么学术就有可能是超前的；（3）学术形态依赖于社会形态，即如果学术敏感地受制于意识形态，那么学术思想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就可能同步。根据优生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征，它既不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也不可能为社会变迁准备意识形态基础，因此，它是依赖于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即每一时期优生学的发展总是与当时的社会形态相一致，它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发展前途及方向也受到当时社会变迁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这表现在，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优生学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科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往往影响这一时期中国优生学的兴衰起落。

既然优生学是敏感地受制于社会形态，是由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作用才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那么按照社会形态（外史）的变化而对其作出不同时期的划分应该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根据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编史学理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科学史都会表现出自己特有的研究纲领的硬核，每个研究纲领的硬核在每个时期的发展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往往决定着人们对学科本身的总的研究方向。当优生学按照社会形态的不同被划分为各个不同的时期之后，它在每个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就是作为各个时期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所起的作用，每一个时期关于优生学的研究多是围绕着这一时期的“硬核”而进行。硬核是相对稳定的，在消极启示法的作用下，每一时期的研究都表现出或倾向于“硬核”所表现的特征；但是硬核又不是绝对不变的，当足够有力的反驳指向硬核时，积极启示法占据了主导作用，这时的研究指向了“硬核”，随着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落后的研究纲领，优生学表现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特征，这时，优生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优生学在中国的发展

基于拉卡托斯这种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指导及社会形态变化与学科发展的作用关系，按照优生学这一学术形态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出的不同发展特征，本文将它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了四个主要的阶段。

2.1优生学的传入：20世纪初-----建国前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随着西方新知识、新观念的传入，旧有的社会体系、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为新的社会形态、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西方英美等国的优生学研究正进行的如日中天，这些国家的优生运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20年代关于中国人口数量多寡的争论为优生学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在这种国内外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影响下，优生学开始被视为“改善国民素质”使得国家摆脱危难的一剂良方而在中国得以传播。

这一时期的优生学主要是作为一门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并被赋予“哲嗣学”、“善种学”、“人类改良学”等各种不同的名称。为这一传播做出贡献的多是留学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学者，如我国著名优生学家潘光旦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潘光旦留学美国时，正是美国优生学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因此深受美国优生学思想的影响，归国后积极宣传优生学的思想并致力于优生学实践。他指出优生学的任务就是：（潘光旦，2000）“不外使人人了解婚姻之举不特为个人之‘终身大事’，亦为种族之‘终天’大事；而生男育女，不仅家庭之祸福攸关，亦社会之安危所系；及时加以精密之考虑，以为行止进退之方已耳。”可见，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是与提高民族素质和整个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当时西方国家的优生思想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最早使优生学在我国得以传播的还有丁文江先生（1887-1936），他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就发表了名为《谱牒与哲嗣学》的演讲，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高尔顿的优生理论。随后，胡宣明、周建人、华汝成等著名学者纷纷翻译和撰写优生学的著作[②]，大力倡导优生学。

但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由于连年战争，经济萧条，使得当时的各种学术研究都趋于停滞，当然优生学也未能摆脱这种相似的命运。所以当时的优生学还只是处于个人传播的阶段，并没有国家政治力量的参与，这也是与西方优生学的一个不同之处。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过反对优生学的声音，[③]但是它并没有触动优生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优生学还是表现为“中承西学，个人传播” 的特征。那么优生学这一阶段的“硬核”是如何被进步的研究纲领所取代，原因何在呢？下面，本文将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和探讨。

2.2优生学的批判：建国后——70年代末

建国之后，中国各个领域都在倡导学习苏联经验，其中生物学领域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生物学领域主要是宣传和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深入批判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这一时期优生学主要被看作是为法西斯主义者搞种族歧视服务和为论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理性服务的伪科学而受到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周建人的《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④]和方宗熙的“资产阶级优生学批判”[⑤]，都对优生学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当这种批判的浪潮冲击到第一阶段优生学的“硬核”时，落后的研究纲领逐渐为进步的研究纲领所取代。由此，优生学确立了以“批判”为特征的进步的研究纲领的硬核。

当然，在这一时期以“批判”为特征的硬核的外围，也出现过不同的声音。如195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1期发表了北京大学张宗炳教授的文章，认为“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乃是真正的科学”。而且他还提出，对优生学应当重新估价，并应在国家的科学发展规划中给予一定的地位， 而且希望支持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发展这门科学。[⑥]但是，张宗炳的这种观点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是50年代后期当局 “双百方针”政策的产物。但是，“双百方针”并没能够彻底的贯彻，社会意识形态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此这种反对的声音并没能触及当时研究纲领的“硬核”。这表现在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3期上就发表了孟鸣和黄东森的两篇文章，对张宗炳的观点进行了点名批判。[⑦]他们的批评无疑是对这一时期研究纲领“硬核”的维护。

文革期间，优生学“批判”特征的硬核也没有改变，可以说60年代——70年代这10年是中国优生学发展过程中的劫难。批判者强调，优生学在阶级属性上是资产阶级的，在哲学属性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服务对象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动学说。在此期间，某些倡导过优生和优生学的学者，被扣上“法西斯”以及资产阶级学术的帽子，遭受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不但各类有关遗传学和优生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完全被解散，而且研究者本人的权利也完全被剥夺：他们的思想被否定，他们的书籍被没收和焚烧，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如我国优生学先驱潘光旦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被迫害而死的。这造成70年代之前优生学成为一个禁区，中国优生学的发展进入一个低潮。

从这一时期中国对优生学的批判过程与方式来看，作为学科本身的优生学已退居于次要的地位，它总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那些对优生学的批判大都是从哲学观念及政治和阶级立场的角度进行的，是当时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虽然这时期西方学者也对优生学进行了批判，但他们已经将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优生学学科的本身，多是从纯粹的学术角度进行的。这一时期中西方对待优生学的态度本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优生学的研究陷于了停滞。因此，这时期优生学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中西脱节，全面批判”。

2.3优生学的重建与兴盛：20世纪80年代­——母婴保健法颁布

文革结束后，国内形式发生了巨变，特别是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对人口数量和质量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分析，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是关系国民素质、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这种社会形态上的转变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因此优生学在这时得以重建，并取得了长足、快速的发展，（林崇德，1994）“直到1979年，优生学才逐渐被重视起来”。本文认为，著名医学遗传学家吴旻教授在1979年中国遗传学会第一次人类和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上做出的《关于优生学》的报告，可以说是优生学在中国得以重建的标志，它在理论上对优生学作了全面的论述，从而在思想上改变了50-70年代人们对优生学的态度。自此之后，对优生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了兴盛发展的阶段，优生学第二阶段以“批判”为特征的硬核被进步的研究纲领的硬核所取代。

这一时期优生学在中国的重建和兴盛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出现了大批宣传和提倡优生的遗传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一时期对优生学做出贡献的有医学遗传学家吴旻教授，著名生物学家、医学遗传学家卢惠霖教授和作为中国当代优生学、医学社会学、医学逻辑学、性学和性教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阮芳斌教授等人。

其二，出现了大量讨论优生和优生学的专著、文章。分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年至2005年所有涉及优生与优生学方面的文献，共搜集到篇名中含“优生”的文章1283篇，含“优生学”的文章169篇，去掉其中重复的文章9篇，共计1443篇。在逐一剔除无关的文献后，剩余1281篇。经过分析发现，80年代之后对优生学的研究基本呈一个上升的趋势，1983年对优生学的研究是一个突出时期，而由于母婴保健法的颁布和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会在中国的召开，1995年前后对优生学的研究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潮。这说明通过20世纪80年代优生学的重建，优生学逐步开始兴盛，并成为人们研究的一门课题。

其三，关于优生和优生学的行为开始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80年代之后，中国在医学、遗传学等领域，开始出现了以优生为目的的医疗方法和医学手段，如B超胎儿健康检测、产前诊断等医疗技术。

其四，有关优生和优生学的思想开始渗入人们的意识领域。例如在一些师范类的教育学专业，优生学作为一门课程重新被开设，使人们在意识形态里开始注重对它的发展和建设。

但是，按照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优生学的定义及优生学所含的内容，中国优生学的研究已经与国外的研究无法直接“接轨”。作为生育政策理论基础的优生学，往往注重于对社会发展要求的呼应，而缺乏对学术本身的关注。不过，中国对待优生学的态度虽然与西方对待优生学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经过双方学者的争论和探讨，这时的优生学在中西世界处于一个相互磨合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优生学总的特征可以说是“中西磨合，兴盛发展”。##end##

2.4优生学的反思：母婴保健法颁布——今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文化统一化趋势的加强，优生学在这种社会形态变迁的作用之下，研究纲领的硬核开始转变，“反思”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纲领的硬核。1994年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可以说是优生学在中国进入反思阶段的重要标志。这表现在，母婴保健法颁布以后，国内外对中国的优生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反思成为这个时期优生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其实，在正式的法律颁布之前，也就是中国母婴保健法的酝酿期，中国的优生学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正式颁布则使得这种关注更进一步。

针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优生学的质疑和批判，中国学者以消极启示法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反思”意义上的维护。如1999年8月在昆明召开的第120次“香山会议”对“母婴保健法”问题进行的讨论。与会者认为,《母婴保健法》的某些方面需要改正,但已强调了执行“知情同意”等伦理原则，中国的优生实践不是所谓的用遗传学等方法增加体力或智力更佳者的出生率或改良人种的“积极性优生学”，而属于预防有遗传病孩子出生的“消极优生学”，中国生命伦理学界及公众应对“Eugenics”的历史有所了解并保证优生实践符合“知情同意”等伦理学原则。

另外，我国部分学者对“优生学”这一概念进行了解释性的回应，大多都认为中国提倡的“优生政策”与西方理解的Eugenics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例如，邱仁宗（1997）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已经将希特勒及其种族卫生学与Eugenics这个词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现在我国流行的‘优生优育’一词中的‘优生’,大多数是提供保健。因此‘优生优育’的‘优生’实际上指的是‘健康的出生’（healthy birth)。……在这个意义上,‘优生优育’的‘优生’就不能称之为‘Eugenics’”。王延光（2000）女士也认为：“我国的优生实践不是‘Eugenics’,不同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优生学和美国的‘适者’迫害‘不适者’的优生学,也不是改良人种。中国的优生学指生出一个无缺陷的健康的孩子。”这些无疑都是对“优生学”这一概念的反思与辩护。

中国学者在生育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是对优生学伦理方面的反思，他们已经将人的尊严作为生育政策的立足点。例如，在1994年2月，由生育、性、伦理学和妇女权利——女性主义视角研讨会修改通过，修改通过的（王延光，2000）“关于增进生育健康和保障妇女权益的伦理原则和行动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伦理原则：“任何与生育和性有关的行动或决策，……应以改进所有人的健康、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的尊严为主要目的”。可见，我国学者对优生和生育的伦理原则进行了明确限定，更加注重人的尊严和对人的尊重问题。一年以后，计划生育、伦理学和人的价值专家研讨会又讨论通过“关于计划生育的伦理原则和行动建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尊重人要求将人看作本身是目的，而不应将她或他当作仅仅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同时在其行动建议中还指出“……中心是人的健康、幸福和全面发展”的新的规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优生学在中国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情景，一方面，它不断受到西方的指责与批判；另一方面，经过前一时期的重建和兴盛发展，“优生学”已经成为一个国人无法回避的概念。在这种全球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影响下，中国不得不开始对优生学的全面反思，并开始与西方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探讨。优生学进步的研究纲领已经确立，反思的声音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因此，就这一时期中国优生学的特征概括而言，可以说是“中西交流，自主反思”的阶段。

通过对优生学在中国百年发展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门学科的优生学在各个时期都不是仅仅被视为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它总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且每个时期不同的特征总是由这个时期的外史（社会文化、社会形态等因素）所决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优生学只是一门建立在医学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基础上的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是，它更容易受到人为的干扰，往往随着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受到不同的对待。而当剥离这一切的时候，它就成为同其他各门学科一样被用来为人类服务的一门普通学科。对于这样的一门学科，我们既不用将其奉上神坛，也不必将其打入地狱，而应该以平和的眼光来予以对待。

参考文献：

[1]李醒民,皮尔逊[M],台北市:东大图书,中华民国八十七年十月初版

[2]潘光旦著;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胡化凯.中国对于遗传学的批判[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

[4]林崇德,姜璐,王德胜主编;魏群 分卷主编  中国成人教育百科全书·生物·医学  1994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5]王延光,优生学与克隆技术研究的伦理争议,《哲学动态》2000年第8期

[6]邱仁宗,遗传学、优生学与伦理学试探,遗传HEREDITAS（Beijing）,19（2）:35~39 1997

[7]邱仁宗主编.生育健康与伦理学,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6

[8]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