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并向世界范围的蔓延也使全球自然环境遭遇严重污染与破坏。在此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兴起并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兴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生态危机的成因、解决途径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生态主义的分析，有其独特价值。特别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所蕴含的现代性批判逻辑，一方面吸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另一方面
又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从生态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经济理性、消费异化、科学技术非理性使用、控制自然观念等现代性问题予以批判，展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现代性批判逻辑
生态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化生态批判理论加以继承和发展，因而形成了以探寻生态危机形成原因和解决路径为理论旨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这一理论站在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试图在生态运动内部走出后现代主义的困境，把绿色运动引向健康的现代主义，其逻辑进路表现为对现代性的“生态学诊断”及对现代性的“生态学批判”。
1．威廉·莱斯：“控制自然”的观念与“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
威廉·莱斯继承了其老师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造成了对自然和人类的双重控制。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本身是中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因而莱斯反对将科学技术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莱斯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内在的包含三重矛盾：一是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并在此认识论基础上，视“社会”为唯一有价值的发展领域，认为“自然”只是扮演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的角色；二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质在于“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今天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惊叹它的有益成就，同时藐视它所造成的各种可怕的毁灭性形式，而最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在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时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在加强对自然的控制中也间接地实现了对于人的控制。正是受这三重矛盾的影响，人类利用自然、控制自然的行为就演变为毁灭性的生态灾难，即破坏生物系统的平衡和造成人与人之间为抢夺更多的生态资源而导致的激烈斗争。莱斯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有其历史的进步和局限性。历史的进步体现在批判旧的哲学教条，把人的主体性从神权政治中解放出来。历史局限性体现在意识形态发展失控的必然影响上。“征服自然被看作是人对自然权力的扩张，科学和技术是作为这种趋势的工具，目的是满足物质需要。这样实行的结果，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人的控制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2]因而莱斯认为，消解生态危机就必须基于人类道德和伦理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发展一种促使人类负责任地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的新型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