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自我的觉悟是人性问题探讨的始源，亦是人对“人之为人者”探究的基本前提。如果说殷商时期“德”字的出现为古人对自身的思考和探讨提供了一个契机，那么，从《尚书》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人的问题列入自己思考的范围中。对于人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孔子虽然没有做出是善还是恶的明确回答，但是他以“道”论“德”，在“道”的视角下关照“德”的意义，把“道”植入人心之中，阐述了人性之端始在于得“道”，且执守不失，并提出了人与道、人与德直接统一的思想，从而为他的人性理论建立起了形上依据。
“道”与“德”都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把道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得到了它虽死犹生；失却了它，虽生犹死。这就把道和人直接统一了起来。道对人的规定是从最终的意义上说的，就现实的层面来说，直接决定人性的东西是“德”和“仁”，所以，孔子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邢昺疏曰：“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德有成形，故可据。”“仁者功施于人，故可依。”道无形体，人看不到它，只能以心志慕守，故云“志于道”。德是人性之成，人得天道而成之，是可以看得见的，故云“据于德”。朱熹说：“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四书章句集解定本辨》对朱熹的注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据于德’注‘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道得于心而不失，乃是自‘据’字上说来。”“‘据于德’德字原根道字来，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史记·乐书》谓：“德者，性之端也”，德（得）于道而生，因于道而有，它是性的开端，是性的根本。《四书恒解》把“志道”上升至为人之理，其言：“人孰无志，而不志道则已失为人之理”，也是看到了道与德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道作为外在之理，若失却了它，德无法赖以生，性无法赖以成，人也就无法成其为人了。
德和人直接统一，因而，保持人性的有效方法就是崇德，孔子特别强调崇德，原因就在于此。张岱年先生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时说：“事实上崇德是一个普遍原则。所谓德是一个抽象观念，其具体内容就是仁与义。”子张问崇德辨惑，孔子说：“主忠信，从义，崇德也。”（《论语·颜渊》）邢昺曰：“言人当有常德也。”皇侃疏曰：“言若能复以忠信为主，又若见有义事则从义从之，此二条是崇德之法也。”朱熹说：“主忠信则本立，从义则日新。”主忠信是立本之事，做到了忠信，并最终成就日新之功，这样才是崇德。崇德的目的就是要保有人的恒常之德。樊迟问孔子：“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回答说：“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论语·颜渊》）先要做事情，付出劳动，然后才会有收获，这就是崇德。做事情、付出劳动，首先要把握根本，即主忠信，惟义是从，然后才能在实践中消除怨恨，甄别疑惑，游刃有余于社会和人生。所以，孔子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