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行”，因为孔子言“仁”、言“礼”，言“性与天道”，皆落脚于“行”，孔子评价仁和礼的标准、评价人物的标准，都是“行”。我们这里所说的“行”，是指人的道德践履与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
孔子授徒，置四科，“以德行为首，文学为末”。他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何谓德行？郑玄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德、行分开说时，德强调内在之性，行强调外在之践履。德、行合起来说，当更强调外在的践履，因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就包含着人的目的的意识和思想动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之中“德行”居首，这一排列次序的依据是什么呢？前贤解释说：“德行，百行之美也。”“凡学圣人之道始于文，文通而后正人事，人事明而后自得于言，言忘矣而后默识己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圣人之奥也。”这一解释虽未必尽合孔子思想之本义，但对其德行的推崇，则符合孔子思想的原意。
孔子言德，皆落脚于“行”，落脚于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子张》中言：“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仁？一个人执守其德，不能弘大；信仰善道，不能笃厚。这样的人“虽存于世，何能为有而重？虽没于世，何能为无而轻？言于世无所轻重也。”“世无此人不足为轻，有此人不足为重。”正如朱熹所说：“有所得而守之太狭，则德孤；有所闻而信之不笃，则道废。焉能为有无，犹言不足为轻重。”可见，孔子言德，着眼于不在精神层面的德性，而在于实践层面上的经世致用。这一点前贤已有所论述，程树德在解释这句话时引《反身录》语：“既宏且笃，方足以任重致远，做天地间大补益之事，为天地间有关系之人。若不宏不毅，则至道不疑，碌碌一生，无补于世。世有其人，如九牛增一毛，不见其益。世无此人，如牛毛去一毛，不见其损。何足为轻重乎？”可见，孔子的“德”是极富有新意的，无怪乎他说：“知德者鲜矣”（《论语·卫灵公》），并在《子罕》和《卫灵公》中两次发出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慨！
孔子所推崇的德，都是和“行”联系在一起的。他称赞泰伯的“至德”之人，“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论语·泰伯》）什么是“至德”？朱熹说：“至德，谓德之至极，无以复加者也。”程树德引《公是弟子记》曰：“唯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是亦让天下矣。”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像泰伯这样的济世救民的至德之士，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称赞他了。孔子为什么如此推崇泰伯呢？就在于泰伯多次把天下让给自己的小弟季历，使季历的儿子姬昌（文王）最终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因此，当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何谓仁乎？”孔子的回答是“何事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这哪里仅仅是仁，一定是圣了！这一点即使尧舜也难以完全做到。众所周知，管仲有“三归”“有反坫”“官事不摄”，而又“器小”“不俭”，可谓严重地不知“礼”，然孔子仍然赞叹说：“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对此，孔子的解释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也正因此，孔子才感慨地说：“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可见，孔子言德，其立足点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他所言至德，是超越了自我之私利而谋求国家民族之大利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