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盟方式”的内涵
“东盟方式”（ASEAM Way）最早产生于东盟初创时期，东盟初创五国的政府部长在非正式的高尔夫休闲活动和交谈中逐渐达成关于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共识。印度尼西亚的穆托波将军是较早使用“东盟方式”一词的人之一, 其将东盟的成功归结于以协商为标志，处理东盟成员国所面临的各种各样问题“东盟方式”新加坡前外长贾古码将“东盟方式”总结为“非正式性，组织最小化，广泛性，深入细致地协调以达成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由此可将“东盟方式”定义为一套具有东盟特色的成员国与对话伙伴国间协调冲突、促进合作的规范体系，其实质是东盟一体化的精神与理念，是东盟国际关系原则的具体体现。
“东盟方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进程，成员国间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一致性建构，以非冲突性的形式进行讨价还价，共识的达成经历了一个反复协商、不断修订和逐步增进的过程。
（二）“东盟方式”的发展
“东盟方式”在东南亚多元文化的土壤中萌芽，因符合东南亚各成员国的需求而迅速得到认可与推广运用。东南亚各国因其民族构成、文化遗产以及独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各异，形成了各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地区内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多元化，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独自占据主流地位，形成了彼此交融的文化均势。且东南亚国家大多为“二战”后经过漫长的反殖民斗争而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经历了黑暗屈辱的被殖民历史，因而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反对外来国家干涉的意识，文化、宗教的多元复杂性与民族主义思想并存，深刻影响民众或国家的思维方式，稍有不慎便容易引发冲突甚至战争，成员国之间的交往变得谨慎。面对上述情况，东盟不寻求采取制度化的手段将区域内国家纳入一个严密的框架内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缩小差异，统一各国行为方式，而更倾向于采取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营造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进行协商，促成合作，由此催生了“东盟方式”。
“东盟方式”因符合东盟各成员国的需求而迅速得到推广和运用。首先，“东盟方式”满足了“二战”后取得独立地位的东南亚国家相互联合、增强整体影响力的需要，从而保证各新生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东南亚地区的新兴民族国家都存在重视独立和维护本国主权的共同点，“东盟方式”所具有的的松散、非正式的特点满足了这一需求，从而有效避免成员国间的冲突。其次，“东盟方式”满足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新兴独立的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发展本国经济，由于独立之初，单个国家力量有限，故而“东盟方式”为满足各国间加强经济合作，形成经济发展的合力，提升经济效益方面的需求提供了渠道。最后，“东盟方式”满足了东南亚国家避免卷入大国竞争、避免本国内政被干涉的安全需求。如1971年发表的《吉隆坡宣言》是东盟公开进行政治合作的第一次尝试，面对当时英军撤出东南亚、美国战略收缩造成的国际形势变化，东盟提出了“建立中立区”的主张，以满足东南亚各国避免卷入大国实力纷争和大国对本区域内成员国内政的干涉的安全需求。可见，“东盟方式”与东盟各成员国需求的契合推动其运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