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居民搬迁安置过程中，由于现在居民所处的居住环境不同，在搬入一个新的环境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期，在与新环境的磨合过程中免不了出现一些问题，而为了优先保障居民就业就使得管理人员的精力大部分用于居民就业安置，居民对于新环境的适应期就使得居民在短时间无法参与到社区治理。
（一）治理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
在居民搬入新的社区，不同于以往的农家院落，现在是搬入独户型的公寓住宿楼，以前村落式的团体意识开始逐渐消失，原有的村落行政权力原本是依托于本村落的关系网，现在随着搬入新的社区，行政权力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时可能会遭遇重大挑战，社区治理面临着居民参与变弱的问题，最后可能会使得在动员社区居民过程时，会发生积极分子参与但普通民众参与较少甚至不参与的问题。社区治理问题只能靠着少数人去构想，治理资源也变得只会在这部分人内流转，这样的话就使得原本参与度就不高的民众更是缺乏了参与的积极性。无法促使居民的参与，治理情况的反馈就只能依赖少数积极分子，治理措施变得依赖行政命令和要求指标来制定，社区治理就成了单向由上而下的工作。无法落实到当地社区，反馈得到的效果较低，群众路线开始变得流于纸上，社区群体对于治理工作的协助程度不高等一系列消极情况出现。社区治理需要主动的嵌入社区内环境，流于表面是不够的，需要真正的深度嵌入并开始构建整个社区的治理关系网，在深度嵌入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当在构建关系网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被搬迁社区的旧时文化所影响，即为在嵌入社区的时候也会被社区给反向嵌入。
尤其是在和社区居民沟通时，要特别注意沟通方式，不然引起社区矛盾就变得棘手了，甚至造成治理部门和居民之间更为严重的矛盾冲突，使得居民对搬迁新社区的期待值下降，发生偷回原居住地的事情。要让群众和治理人员有足够的关系度，不能让居民对部门感到陌生，否则在开展居民工作的时候造成不顺，民众在需要部门帮助的时候也不会去寻求合法渠道，而是会想着通过熟人来找后门，这种部门与人民间疏远的情况，会使得群众对部门认识越来越糟糕。
（二）职责与权利的平衡无法保证，与居民交互甚少
现有社区管理人员因为被上面安排的行政任务和由社区居民管理带来的压力所挤压，在这双重压力之下，管理人员所拥有的开展治理权限被压缩，管理人员所拥有的精力有限无法全方位的关注社区治理情况，权利所带来的责任并不能完全负担，造成权责之间有着明显不平衡的情况发生。而且管理人员被考核的要求所拘束，这就使得管理人员大部分心力都是关注着考核相关，无心去和普通的社区居民进行交流沟通，而管理层下那些在一线的治理人员又没有过多的权利去进行治理干预，只能被动的接受上方所指派的命令，没有着与居民的充分合作，任务的完成度普遍不高，治理措施的实施变得阻滞不前。因为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为了让贫困人口脱贫所提出的，2021已经完成的全面脱贫，让这些已经脱贫的人口不会返贫就变成了重中之重，搬迁社区又不同于以往的普通居民小区，这就使得对于搬迁社区的治理需要根据当地的社区情况制定对于权力和责任的详细安排，权力与责任需要嵌入进治理人员，普通社区居民都是被动的嵌入社区治理，两者之间缺乏了适当的合作互嵌。
（三）僵化的直线治理
随着村民由以前的农村搬入社区成为社区居民，治理需求变得不同于在农村时的情况，组织结构的调整变得必然，社区文化环境的融入也成为了突出的现实问题，然而社区的治理情况倘若不变依然是纵向的由上而下的单向行政命令，治理就还是表现出上级给出命令下级遵命服从的情况，这会使得其他的多元主体对参与社区治理带有反向的态度，合作充满了重重阻碍，甚至带有排斥的情况发生。由于不关注当地社区特殊情况，特殊关系的僵化治理结构，国家对于搬迁社区后续扶贫所投下的治理资源成为了无谓的消耗，社区治理变成了某些考核和多方评比等华而不实纸面文章。对于社区治理需要提供的多层次，多结构，多样化的这种现实情况，这种不注重社区人口，社区结构，社区文化的治理僵化，是无法完成国家所要求的扶贫社区治理。国家所提出的扶贫并不是单单只依靠国家对贫困居民帮扶，还需要社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市场机制也可以在党和国家的引领下参与到搬迁社区治理中，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法律上的明确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