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从技术发展和与文化的关系把人类社会文化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是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技术不对人构成危害；技术统治文化阶段中技术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但尚不足以撼动文化；最后是技术垄断文化阶段，一切文化臣服于技术的统治，遵循效率至上处可见的现代化影子，比如电梯、桑拿室、马桶等先进技术及隐私意识、技术至上的观念，喻示着这个家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踏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循序渐进的文化过渡，电影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直接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产生了断层式碰撞，这种戏剧性冲突生动展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同时也使得文明的悖论性被放大呈现。
工具使用文化处在神权统治之下，或者至少是由某种形而上学理论提供存在的秩序和意义。穴居人奉行身体崇拜，遵循父亲瓜哥制定的一系列价值准则（新事物都是危险的/一家人需要每时每刻待在一起），这与文明人家庭的隐私意识和创新理念是完全对立的。洞穴人家庭如同齐美尔概念中的“陌生人”，“陌生人是那些今天来、明天留下的漫游者，或者不完全被社会系统的其他成员接受的人，不同文化群体的人是彼此间的陌生人。”洞穴人意外置身于现代文明中，但在社会与文化距离上与文明相距甚远，因而即便这群创新追随者们快速沉浸于更丰富更便利的文明生活，乐在技术创新的娱乐性舒适性之中，并迅速适应了这些新技术，但他们依旧难以适应技术垄断文化社会的全新价值观。当两种存在着鸿沟的文化群体相遇时，他们对彼此来说是“陌生人”，即便文化弱势群体对创新和技术是好奇和主动接受的，但对新文化和技术的陌生性终将导致他们徘徊在这一文化语境的边缘。
咕噜一家在遇到文明人家庭时，面临的不只是“陌生人”困境，更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在工具使用文化的原始阶段，不平等来源于自然或生理，即基于年龄、健康、体力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如瓜哥由于年轻气盛身强体壮的体力值优势，可以成为一家之主，但这种自然的生理的不平等带来的差距是微弱的，从电影中也可以看出，咕噜一家无论是年迈的奶奶还是年幼的婴儿，都具有超强的战斗力。然而，在技术垄断文化的现代文明中，不平等是来源于精神上或政治上的，由此带来了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悬殊，并顺其自然地走向奴役、统治与被统治，因此这种不平等所产生的差距是巨大的，是真正人类不平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