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较早对艺术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一切艺术总的来说都是摹仿，差别在于“摹仿中采用不用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的“媒介”一词指表达资源，如色彩、形状、节奏、旋律、语言等。他按照所用媒介的不同对艺术进行了区分：“阿洛斯乐、竖琴乐……仅用音调和节奏，而舞蹈的摹仿只用节奏，不用音调……有一种艺术仅以语言摹仿……，此种艺术至今没有名称……”亚里士多德通过媒介区分不同艺术的方式一直蛰伏到18世纪，此时德国美学家莱辛发表了《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文章从两种媒介的感官和时空维度上区分了诗（文学）与绘画的不同。绘画是空间性的、诗歌是时间性的，因此两者在表征思想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偏向：“既然绘画用来摹仿的媒介符号和诗所用的确实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相互协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因此，在莱辛看来，不同的艺术在表征事物和思想的时候需要与自身的媒介特征相适应。
莱辛是第一个从媒介层面对文学与绘画的不同叙事力量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莱辛有着古典主义的局限，朱光潜先生曾在《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中对莱辛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艺术受媒介的限制，固无可讳言。但是艺术最大的成功往往在征服媒介的困难。画家用形色而能产生语言声音的效果，诗人用语言声音而能产生形色的效果，都是常有的事”。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也认为不同艺术之间是可以相通的：“今天，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画家把音乐的声音变化引入绘画，雕塑家把色彩引入雕塑，文学家把造型的手段引入文学。”那么文学的侵犯欲望来源于何处呢？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因为“一切艺术主要都诉之于感觉，而当艺术的目的借文字来表现的时候，它也必须通过感觉来打动人——如果它热望击中深藏在人内心的源头，引起同感的话。它必须力求达到雕塑的造型，达到绘画的色彩，达到最高的一种艺术，就是音乐所能激发联想的魔力。”[[]]也就是说，在表达情感、抒发意趣上，各艺术之间存在着共同性，从而为不同艺术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基础，为了找到最准确的表达方式，文学需要超越自身的媒介特性，借鉴其他艺术的手法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