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在德国历史悠远，传统深厚，一直受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所重视，可以说公民教育在德国的历史恰如德意志自身的历史一样漫长，并在不断演变发展。历经政治更迭，在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的推动下，公民教育无论是所追求的目的，还是所肩负的任务，都在调整变动之中。社会发展时期不同，公民教育的具体思想体系不一，但是整体看，基本上都是为了服务政治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政治任务；比如在封建君主专制年代，公民教育的目的为培养出统治者所期望的忠君爱国者；在魏玛共和时期，公民教育的开展是以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基础的；到了纳粹阶段，当时的统治者是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掩盖下，对公民实施的 “政治教化”；二战后，则追求的是“民主政治”为根本、为核心的公民教育。
(一)君主专制时德国开展的“国民教育"
从政治层面上解读封建君主专制年代，德国的主要历史特征，可以将其归纳为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互为联盟基础上的，封建残余浓厚、军事色彩严重的帝国；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解读当时的德国，可以将其描述为如下三大思想所并存的时代：封建专制思想、传统臣民文化、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社会步入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德意志开始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德意志民族的最主要任务演变为于分立土邦的封建制国家之上构建起高度统一的新民族政权。相对来讲，在这一阶段，民主政治建设是次要的。对于整个德意志民族来讲，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专制主义和强权思想这两大普鲁士传统理念一直居于极为强大的地位。因为是在特殊方式实现的统一，所以容克贵族在整个国家的统治地位获得了明显的巩固，换而言之也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在德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于此社会制度下，必然的“臣民”政治文化随之获得了良好的维持，也就是说在这一发展阶段，德国在公民教育开展过程中，确立的根本目标为怎么样培养出顺从统治者需求的臣民。当时的政治教育可以归纳为“精英政治”，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在当时是被排除与政治体系意外的，在政治上仅能服从，没有参与权利，当然也缺乏必要的参与技能，没有对应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积极性。这种国民教育形式使得整个德国民众的政治观念走向权威崇拜化，民主政体的价值取向中，纪律和责任远重于自由和民主。到了威廉二世通知时期，德国对外推行的是扩张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在理论上首先就要有对应的依据或者说是支撑，从种族主义到军国主义再到泛日耳曼主义基本上都是以民族主义作为思想根基的，对于民族大众来讲，民族情感最易被接受、最易被渗透、最易被打动。再加上，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所以德意志民族心中积淀的民族情感就更为浓厚，一旦爆发，所释放之能量必然极为巨大，此情感不但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激发了极强的民族自豪感。可以说正是以民族主义作为载体，侵略扩张的对外发展思想才最终得到了支持，德意志民族也因此被推上了对外战争的道路。当时的学校教育，满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还有专制主义。按照威廉二世所颁法令，学校担负有对学生灌输爱帝国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会教授普鲁士的历史，会传播民族思想，并以效忠王室和“虔诚上帝”作为主要的思想内容，整个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德国，教育开展的基础是德语，教育开展和实施的基本目标为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民族主义人士。于此背景之下，“公民教育”论为凯兴斯坦纳所提出，他尝试依此对德意志人从性格上进行培育，在他看来，德意志帝国的伦理价值是最高的，是地球所有国家中的天国，作为个人，作为德意志民族中的一份子，不但绝对隶属国家，而且是国家的“公民”，无论信仰什么宗教，不管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最终都应该以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最终和最高的追求，个人要想展现、实现、发挥自己的价值，必须要以国家价值作为载体。通过强制开展和实施国民教育，在整体层面上对民众的文化素质予以提升，让民众不只是接受了知识，而且还在道德上受到了教化，在政治上获得了相关理念的灌输，同时在潜移默化中被培养成为有纪律性和较强的服从感、对君主权威予以崇拜的观念。另外，国家于社会诸领域，借助立法、社会福利等不同手段聚集、笼络民心，对民众效忠整个帝国的心理状态进行培养。与此同时，活跃于各地的诸多不同民族沙文主义组织也借助自己的成员，移植“泛德意志主义”的思想到民众的脑海里；政府则是借助文学创作、音乐艺术创造，还有报刊杂志、歌舞戏剧等不同工具传输相关的思想。比如，“泛德意志协会”在1891年正式建立，其坚信日耳曼是最为优越的种族，日耳曼文化在全球看都为最高级之文化，而日耳曼民族则是整个地球上唯一有能力统治这个世界的民族，以德国的狭小领土根本不能承载日耳曼的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