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动态名词，是使当下社会形态经过变革“化”为“现代”（to make modern）之意，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势。“modern”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后，西欧国家率先完成国家制度的转型，然后兴盛于美国大陆，再扩展到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由于人文主义者用它来表达与中世纪时代（农耕时代）相对立的一个新时代，因此，现代化特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系统升级。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实践过程，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从产业类型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等；从指向内容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概而言之，现代化在物质层面体现为以工业化为载体、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依托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在制度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建立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即现代国家制度；在观念层面上的体现，就是确立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权等现代意识。
现代化作为世界通行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具有相同的普遍规定和社会效应，尽管现代化的完成仰赖于物质的供给、民主法治的建设、高效协同的治理、和谐共生的生态等，但这些在根本上都依赖于人的现代化。金耀基将现代化划分为器物技能、制度和思想认知三个层次。其中，思想认知就是现代化的核心——现代性。可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裹挟着现代性，现代性和现代化之间具有无法割裂的天然的密切联系，“现代化的基本效应就体现在现代性上”，现代化就是提升人的现代性的过程，人不具备现代性，就无法创建现代政治制度、培育现代文明，现代化就可能陷入器物发展超前而器物和制度的操作者——“人”的思想观念落后的矛盾境遇。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实践要超越基于异化逻辑的现代性治理技术，建立在现实的人这一主体逻辑上。
（一）“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哲学本体
追求自身和存在的意义，既是人类理论理性无法消解的寻求，又是人的实践理性不可替代的基础，从哲学角度分析，“本体”是包含事物内部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焦点和根本立场，表现出强烈的本体层面的始源性地位。
“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已经对城邦和人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但将人之外的超然性力量或者自然规则作为城邦政治的本源。经历中世纪欧洲哲学“人”的传统被“神”的统治所压制的阵痛，至文艺复兴后，“人”的价值被重拾，人文主义得到张扬，倡导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的自主自由，正如罗素指出，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哲学“从教会的威信中解放出来，结果使个人主义得到发展”，并且“近代哲学大部分却保留下来个人主义的和主观的倾向”。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卢梭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在摧毁旧政治体制过程中，提倡人权和“理性”，号召用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旗帜号召人民反对专制。费尔巴哈将人本思想引入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最高存在，只有从人的本质出发，才能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然而纵观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本主义学说中所倡导关于“人”的学说，较多的是从与动物相区别的这一层面理解人，忽视了人的社会特质和个人特性，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精神体验式的反叛而并非社会实践这一角度来实现“人的价值”，因此无法摆脱资产阶级语境下固有的抽象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