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特征的凝集，在直线矢量的时间观与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结合下，既象征着一种自觉与原始性和“前现代性”决裂的观念，同时又是变动的规范，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后现代性”，“所谓‘后现代性’，就是其既要完成先于中国践行现代性的国家所要完成的任务，又要克服这些国家现代性的弊端。”站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国的现代性应当既借鉴西方现代性的合理因素，又应当引导现代性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诉求。当前，我国国家治理要实现现代化，应当着眼以下四个方面：
（一）立足发展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在于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原则，尽可能使人摆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对物的依赖性，最终实现人的现代性。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市场经济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市场经济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把个体存在的人从社群结构中解放出来并获取巨大能量，进而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培育人的独立个性人格体系及其主体精神，为更高历史阶段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最终服务对象，因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对物的依赖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对集体的全面依赖，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下，极大激发了人的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地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使作为主体的人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时空中，使人摆脱狭隘的地域和民族视野，丰富和发展了人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1846年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再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分工细微化和多样化，人可以在资源的流动配置中各尽其才、各展所长，进而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促进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范畴，并非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样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异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将“自由人联合体”作为最高实现形式，为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靠物质保障。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言而喻，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平衡发展作为坚实物质基础，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物质文化和优美生态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人的发展也就失去前提和基础。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部署，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使全体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由理论的抽象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二）围绕培养人，塑造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性价值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始终是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在人类发展史上，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背后必然有符合现代性价值取向的整套价值体系作支撑，这一价值体系往往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呈现迥然有异的运动轨迹和演变历程的重要解释变量。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M·奥罗姆就认为，“政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性。”可以说，具有明显现代性取向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