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农民帝国》实际上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但相比较而言，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对郭存先这一农民形象的成功塑造。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其它方面的艺术成就也正是在对郭存先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顺势取得的。如果只是从小说的上半部来看，郭存先无疑是中国乡村世界中一位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既有能力也有魄力的优秀农民形象。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贫穷落后的郭家店最后变成了举国闻名的模范村。然而，蒋子龙《农民帝国》的真正艺术价值却并不只是体现为对于郭存先艰难创业历程的展示与表现。小说最根本的一种艺术价值，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小说下半部对于业已走上自己人生的巅峰状态之后的郭存先，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滑落下来，并且在最后居然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相当可悲的阶下囚这样一个过程的描写表现上。这也就是说，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既充分地展示了郭存先人生辉煌的一面，同时也强有力地揭示出其人生悲剧性的另一面。
分析把握郭存先这个农民形象，理解郭存先复杂的内心世界，就应该注意到他在狱中与想像中的另一位著名农民的这样对话：“因为农民只要一出了头，就都想摘掉农民帽子。最轻视农民的还是农民自己，你就是如此。别看整天都把农民挂在嘴边上，专是跟当官的过不去，一有机会就嘲笑他们，侮骂他们，可你自己最是官迷，而且是大官迷，一心想当大官。如果能用钱买到我过去的地位，你早就买了。骄傲、妒忌、贪婪，这三根绳子拧成套就把你送到这儿来了。”从根本上看，与其说郭存先最后的彻底失败是由于其内心中的权力欲望的过于膨胀，更不如深切的说，是郭存先对“农民身份”的否定的身份认同追逐，是身份认同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是身份认同过程中在理性作用下的自我如何形成了与世界异化的死局。
“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为相同、同一之意），后来发展为英语中的identity一词，identity本身有两重含义：一是“本身、本体、身份”；一是“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有对我群一致性的认知，必然伴随着对他群差异性的认知。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立了身份，认同也就融合了身份认同的意思。由此，构成identity的第四层含义为“身份认同”。对身份的研究也就是对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研究。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中关于“身份”（Identité）一词写道：“此词不意味着‘同样的事物’。在法语中可以用‘相同性’（mêmeté）一词表示同样的意思。”他还写到更重要的一点：“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