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提及的是，不同于以往在创作的小说中男性始终是作者和读者目光关注的焦点所在，在《农民帝国》中，女性摆脱了边缘地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身份的追求更为复杂。在蒋子龙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中，林美棠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女性角色。林美棠作为一个高级女性知识分子却只能在农村中生存，作为一个正常的漂亮城市女性却只能充当一个农民的地下情人，这样复杂矛盾的身份，注定了她的悲剧色彩。与其说林美棠是爱着郭存先，不如更准确的说是她为了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自我的身份认同而寄托希望于爱情。随着文中最后郭存先的被捕入狱而至死不得出狱，林美棠最后在出租车上对司机笑了一声：“……我是死人，我已经没有命了。……”是对爱情的不可及的悲泣，更是一位高级知识女性分子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寄托于爱情的幻想最终幻灭，自我存在价值的意义消无的绝望，对“家”、“外世”的多余者的清醒认识的悲剧。
首先，从林美棠出场的一开始，就是以带有“孤独感”的“孤独者”身份出现，“孤独”是林美棠从头至终始终抹之不去的身份。对于林美棠来说，无论是城市、郭家村，还是自己的北京之家和郭家村之“家”，自己始终是一个在而不属于的“外人”，身份的漂无皈依，使她渴望自己能找到一个认同，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价值。当她把这份寻求，放在与郭存先的爱情之上时，注定了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悲剧。作为一个从北京的上山下乡知青，当跟随知青返城大潮回北京后，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属于北京，“社会其实也认为她是多余的，出于同情才给了她一口饭吃，她是最低等的，是一连串的错误。”在北京城的立场上，林美棠看不到自己的存在，自己只是一个多余的人，自己并不是北京人，而只是拥有一个“北京人”的空荡的称号而已。北京这个大城市不承认林美棠，那么在农村郭家村中，林美棠依然得不到被承认，依旧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如果说，北京对林美棠来说，是一个曾经属于而现在不属于的抛弃，那么，在郭家村这个小小的农村中，林美棠始终是一个“外来人”，始终不属于郭家村，是一个“在而不属于”的外地人。在郭家村，始终没有林美棠的一席之地。当林美棠没有跟随郭存先的时候，在她看来，整日和一群没有文化的中老年女人们干点闲事，自己一直被闲着不用，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格格不入的。按照泰弗尔的观点，社会认同的界定是与个体对从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以及这一群体认同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相关联的。正是由于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个体才需要一个社会身份以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位置。而林美棠没有把自己编入某一群体中，对于城市而言，她是农村人，对于农村而言，她属于城市，而对于林美棠而言，“我是谁”是其困扰的心结，“自我”是迷失的、空白与迷惘的，
当在偶然机缘下和郭存先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她的意识和意志被他充满破坏力的征服中散失，如同大海中的溺水人抓住稻草一样，她抓住了“爱情”，把自身的存在，放在了爱情的身上，以此来追求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当和郭存先好上以后，成为郭家村里的妇女主任，却并没有得到了归属感，反而却被村民们进一步“悬隔”：如果说，曾经还可以正大光明地接受郭存先的照顾，现在为了避嫌，生活上的一切劳动基本需要自理；曾经还可以众目之下可以随意的串门，现在为了躲避那些嘲笑、讥讽、怜悯的目光，除了工作的时间和郭存先在一起的时间，基本是自己一个人呆在自己的那个小屋里。小屋里，与其说是个家，不如说只是林美棠在郭家村中的一个栖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