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漫卷》与《烟火》中呈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历史文化形态，显然是与作家本人的历史观、城市观息息相关的。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和历史文本不可避免地含有虚构的成分，而历史的建构过程离不开作者的想象。从这一向度出发，去考察两部作品中的城市历史文化形态与作家想象或意志之间的潜在关联，可以深入发掘文本的深层意义。
我以为，迟子建和王松的历史观存在暗合之处，两人都持有一种“民间本位”的历史想象。所谓“民间本位”，即发掘民间的生命文化形态及精神品格，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的中心。这种“民间本位”的立场，使两位作家即使在叙述城市的大历史，却也仍然是以民间小人物为视角。
近年来，迟子建很多作品都将民间的命运遭际作为叙述聚焦，从中展现出的是她对民间的深沉的关怀与悲悯。如迟子建的代表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敬畏之心书写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生命史，在《白雪乌鸦》中，迟子建围绕着1910年东北鼠疫的大爆发，在渲染了疫情的死亡与困顿的同时，也揭示出了重压之下，民间强劲的生命与活力。
而更为突出地体现出这一特质的作品，莫过于《伪满洲国》，在这部小说中，即使迟子建将恢弘的历史作为整体背景，但她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放在小人物的命运上。对此，迟子建曾谈到：“从我个人的写作和我对文学的理解包括对历史的理解来讲，我喜欢这种小叙述……不管什么样的历史，总要有日常生活吧？你总要生老病死吧，总要有七情六欲吧？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我眼中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因为历史恰恰是由无数的碎片组成的。”这种看法中，必然夹杂着迟子建本人的人文立场与民间关怀。无论历史如何流动，生活的根柢仍然在于民间，在进行历史叙事时，如果说历史的大事纪是一条经线，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则构成了一道道承载着丰富内容的纬线，将二者的交汇点表现出来，是迟子建创作一直以来的价值旨归。
而对于王松来说，市井民间的传奇书写并不是他一贯以来的创作题材，王松的既往创作大致上可划分为“文革叙事”及“后知青叙事”，前者以《红风筝》《红汞》为代表，后者则以《双驴记》《后知青的猪》为代表。王松的早期创作富有现代主义气质，如《双驴记》，王松写一个知青和两头驴斗智斗勇的故事，但又加入了夸张、变形的元素，使得小说逸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构建了荒诞颠倒而不失魅力的新异世界。而在其中，王松的动物叙事实际上是以“驴性”写“人性”，借人与动物的关系，传达了他对民间人性的现实关怀。
而到了《烟火》时，我们既可清晰感到王松写作的尖锐变得缓释，也可见出他对传统的回归。《烟火》仅仅是王松创作笔墨的一种，但对民间人物的关怀仍然贯穿始终，甚至比以往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
对此，王松曾谈道：“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随着穿越回过去的一百多年，在北门外的侯家后一带穿大街钻胡同，和曾经的这些人一起生活，我渐渐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也喜欢弥漫在这个城市街巷里的那种特有的烟火气。”写作《烟火》令王松重返天津市井民间，同时也使得其创作获得了再现民间历史形态的可能。如此可见，这种“民间本位”的历史想象是二人创作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