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政治延续数千年，无论是家还是国，似乎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不知不觉的被融为了一体，合二为一，家国观念自古以来便以一个概念深入人心，家就是国，国就是家，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家融入到了国里，我们始终以国的观念去应内化这个特殊符号，而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家的观念，这也造成了家在我们的文化符号里变得相对微妙和弱小，甚至被忽略和漠视，这也成了中华文化符号里的消极和瑕疵，甚为遗憾。到了今天的中国，小到一个家庭和一个家族，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都离不开“孝”的道德规范，正所谓以“孝”传家方能以“孝”治国，“孝道”成为了能维系了一个家庭、家族乃至国家的最重要的伦理依据。不可否认，以“孝道”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读书人，除了拥有心系社稷苍生情怀，同时兼具治国方略本领；在读书人眼里，父亲是一家之主，族长是一族之主，君主是一国之主，国家就好比一个大家族，君主是这个家族最大的家长，每一个臣民就是家庭的成员，所以流传下来一句话：“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连君王都要为这个国家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尽力守好这个家，更何况普通的平民呢。
天子是沟通天人之间关系的桥梁，所以“君”便有着浓厚的“道德”意味，君王作为现实政治中的至高权威，那么君王即变为一个维护合理合法政权的象征符号，同时为了延续封建统治秩序和政权的长久性，天子自然就必须是道德权威的示范者。“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开宗明义》）对君主提出了至高无上的品行和道德要求，对于君王来讲，只有君王做到了“德”治天下，才能收天下人心，才能够使百姓和睦，才能够上下团结一致，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行“孝道”才能“治天下”、“顺天下”的道理不言而喻，所以《孝经·开宗明义》说一切的“孝”都来自于德，上至君主，下至黎庶，没有了德，无论是君王治国还是平民治家都不会有满意的收效，家不治则衰，国不治则亡，想必就是这个道理了。
《孝经》讲自然法则、政治法则、人伦法则，相互影响，类推互证。由于君王的权威和统治有着绝对的合法性，因此君王必须要以对民众利益的顾念为前提，于是中国代就逐渐形成了对君王道德品行的约束观念。最终把君王道德与君主神权完美结合。从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起至今也有两年多年了，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对君权的约束产生巨大影响，虽然收效和结果不是十分完美，但至少封建统治者能够接受其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会受到上天的约束，如果君主的施政有失民心和道义，那么上天就会降灾警告君主，如果君主实行仁政，惠及民众，得到民心，那么上天就会降福祉。不可否认，在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眼里即便是收效甚微，但君主在施政过程中对自己的施政得失也会有所顾虑，出于对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一方面坚持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君权神授观，不是一味的不顾百姓死活，施行暴政，最后闹到人民揭竿而起的地步，汉武帝《罪己诏》就是其中最好的证明，这个举措避免了汉帝国的一次重大危机的局面出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所谓“三才”理论，就是以“天”为经、“地”为纬、“人”为本，把自然规律、环境和人三者同等看待，既注重协调社会人际关系，又注重协调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将天地、人视为统一的整体，对自然和社会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的考量，而《孝经》核心思想“孝”则可以贯通天、地、人三才，力图在儒家道德观念和自然界搭建起一个相互联系的纽带，而“孝道”便是最好的平衡点。“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感应》）《孝经》把“孝”抬到至高无上的巅峰，“孝道”能够通天，可以高于万物，即便是君王都不能忽略“孝道”，不允许做出任何忤逆之举。“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经·感应》）显而易见，君主虽为贵为一国之主，地位尊荣，身份尊贵，但君主也有父母，也有兄弟，也有家庭，除了赋予的政治身份的皇帝外，他更是扮演着父亲、丈夫、儿子、兄长等众多角色，所以君主治家也应该遵循应有的“孝道”观念。